杜周少子杜延年，为霍光故吏，昭帝初年以告发上官桀、燕王旦、桑弘羊等谋逆，为霍光排除政敌建立大功。但当霍光与丞相车千秋在处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的案件上出现分歧时，杜延年力谏霍光，“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讙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注：《汉书·杜延年传》。）在杜延年看来，群下讙哗而四布的流言，不但不能强化霍光的道德优势，论证霍为周公、反霍者为管蔡，反会令霍光丧失众心因而失名于天下。
    元帝时，东平思王刘宇与其母公孙太后失和。元帝遣太中大夫张子蟜奉玺书敕谕之，提醒刘宇留心流言的批评：“今闻王自修有阙，本朝不和，流言纷纷，谤自内兴，朕甚憯焉，为王惧之。”（注：《汉书·东平思王传》。）玺书指出东平之流言纷纷是因为刘宇自身不正，“谤自内兴”，而非居心叵测的管蔡之流造谣生事。
    成帝为元帝与王政君之子。成帝之立与王氏之成为太后，对于西汉后期数十年的政治、国运影响极大。成帝为太子时，元帝因其放纵佚荡、意志力薄弱，曾考虑另立傅昭仪之子定陶王。若果另立，王氏失去政治舞台，此后数十年乃至百年之历史可能重写。《汉书·史丹传》称元帝病重，而与太子有隙，曾有另立嗣君之意。外戚史丹有宠，常侍视疾，候元帝独寝，直入卧内，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太子由是遂定为嗣。《史丹传》的说法当然略显简单。太子之定嗣，还因得到丞相匡衡、外戚王氏、中书令石显等权势人物的全力支持。然而史丹以“道路流言”，众心浮动，力谏元帝勿以废嗣动摇国本，仍然不失为一有力的论据。
    哀帝宠爱董贤，欲封为侯。王莽之侄、丞相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劝阻，亦以“流言”为由警诫哀帝：“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注：《汉书·王嘉传》。）在此，流言也被视为反映“众心”的指标性信息。
    东汉光武初，割据凉州的隗嚣遣马援出使洛阳，观察动静。援归，“隗嚣与援同卧起，问以东方流言乃京师得失”。李贤注：“流犹传也。”（注：《后汉书·马援传》。）隗嚣企图由流言亦即今日所说之“小道消息”探测京师的政局动向、人心向背，亦反映出“流言”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分量。
    （三）“流言惑众”
    流言既是众人流传之言，自然可同妖言、谣言一样，作为宣传舆论战中的武器。当权者常以此为标签，妖魔化政敌，化解反抗群体的舆论攻势；而处于弱势或体制外的反抗群体亦可借助流言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为己方营造有利的舆论及强化抗争的正当性。
    如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诸将击破西羌及翟义。王莽“上奏”表功：“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虏流言东郡，逆贼惑众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奋怒，所征殄灭，尽备厥辜，天下咸宁。”（注：《汉书·王莽传上》。）翟义之“流言东郡”，诸羌之“惑众西土”，在当时都是反抗群体的必备动作。
    至新莽末年，赤眉、绿林等群雄并起，前汉宗室刘玄由新市、平林、下江诸将共推为皇帝，号更始。有关汉室中兴、新莽即亡的形形色色的符瑞、流言、谶言满天飞。由于“人心思汉”的群体心理效应，“刘氏当王”的谶言迅速得到广泛传播。王莽恐慌之余，下令曰平林将领、前汉宗室刘縯及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将军廉丹、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注：《汉书·王莽传下》。）。可是流言难禁，由惑众而众志成城，新莽终于崩溃，谶言“赤伏符”的受益者、刘縯之弟刘秀成为汉室中兴的天子。
    二讹言
    （一）诈伪、讹误、变化、流动、怪诞、妖异之言
    讹言，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一般定义为“诈伪的话”，“谣言”（注：《辞海》第1册，第1046页。）；“谣传”，“虚假、谣传的话”（注：《汉语大词典》第11册，第73页。），因为“讹”字在古书中有虚假、诈伪、错谬之义。如《诗·小雅·沔水》：“民之讹言，宁莫之惩。”郑玄笺：“伪也。言时不令，小人好诈伪，为交易之言使见怨咎，安然无禁止。”朱熹《诗集传》沿郑说。
    《诗·小雅·正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郑玄笺：“讹，伪也。人以伪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灾异，故言亦甚大也。”孔颖达疏：“有霜由于王急，王急由于讹言，则此民之讹言为害亦甚大矣！”刘向认为此句“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颜师古注：“此言王政乖舛，阳月多霜，害于生物，故己心为忧伤，而众庶之人，共为伪言，以是为非，排斥贤俊，祸甚大也。”（注：《汉书·刘向传》。）朱熹《诗集传》：“此诗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节，不以其时，既使我心忧伤矣。而造为奸伪之言，以惑群听者，又方甚大。”皆以“讹”为虚假、诈伪。
    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三》“汉高祖破以县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语讹，谓之高楼城也”，则以“讹”为讹误、错谬。讹字的这种用法在《史记》三家注、《汉书》诸家注中也相当普遍。
    但“讹”字在先秦、秦汉文献的不同语境中，还有更丰富、复杂的用法。
    如讹常常通吪、化、动，意为感化、变化，以及行动、移动（注：参见《汉语大词典》（缩印本》第1643页；《汉语大词典》第11册第72页。）。见于先秦文献者，如《书·虞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注：《史记·五帝本纪》“讹”作“为”：“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集解》引孔安国曰：“为，化也。”《索隐》：“为依字读。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劝农之事。孔安国强读为‘讹’字，虽则训化，解释亦甚纡回也。”）《诗·小雅·节南山》：“式讹而心，以畜万邦。”郑玄以为：“讹，化，畜养也。”陈奂《传疏》：“讹，当作吪。”（注：陈奂：《诗毛氏传疏》，台北：世界书局，1957年，第124页。）《诗·小稚·无羊》：“或降于河，或饮于池，或寝或讹。”毛传：“讹，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