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史籍中也常见这种用法。如《汉书·扬雄传》：“炎感黄龙兮，熛讹硕麟。”颜师古注：“讹，化也。”《汉书·王莽传中》：“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薅，以劝南伪。”颜师古注：“伪读曰讹。讹，化也。”
    《史记·天官书》：“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诚然。”《索隐》：“俉音五故反。逢俉谓相逢而惊也。亦作‘迕’，音同。‘化’当为‘讹’，字之误耳。”《索隐》“字误”之说，当据《汉书·天文志》之对应段落：“鬼哭若謼，与人逢遻。讹言，诚然。”然而化、讹本通，化或即讹之本字。所以王先谦引朱一新说，不赞成《索隐》“字误”之说：“讹本训化，见《释言》。此借字，非误字。”（注：《汉书补注》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583-584页。）
    从强调言论具有“变化、移动”特性这一点来看，“讹言”描述的文化社会现象往往与“流言”类似。只不过，流言兼指在朝廷或民间散播的言论，讹言则更多用来描述民间流传之言。
    如《后汉书·冯衍传》：“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书上党，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申屠刚传》：“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至乃讹言积弩入宫，宿卫惊惧。”《王允传》：（董卓死）“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这几则讹言的传播主体与客体都在民间。
    或许因为“讹”字本有伪、谬之义，亦可用来形容怪诞妖异。如《山海经·西山经》：“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其鸣自叫也。见则其邑有訛火。”郭璞注：“訛亦妖讹字。”（注：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2-53页。）怪诞妖异之讹言因时因地而变化流动，无根无源，难以证实，却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即成为带有怪异色彩的流言。
    《史记·赵世家》：赵王迁六年，大饥。“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这则“讹言”表达形式类似童谣，“地生毛”乃对事实的描述，“赵为号，秦为笑”表达民众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评估，如果解读这则讹言为虚假、诈伪的谣传，显然说不过去。所以朱自清说：“‘谣’字有或作‘讹’字者，如《风俗通·皇霸篇》载赵王迁时童谣，《史记·赵世家》‘童谣’作‘民讹言’……而其词用韵，实系歌谣之体，与他处‘讹言’无韵者不同。”（注：《中国歌谣》，台北：开今文化，1994年，第24-25页。）
    在汉至南北朝文献的大量用例中，“讹言”类言论所包涵的信息与“虚假、伪造、荒谬”并无必然关系，却常常带有怪诞妖异的色彩。所以郭璞在注释《尔雅·释诂下》“讹，言也”时会说“世以妖言为讹。”这也是为什么《汉书》以下的《五行志》多采讹言入诗妖一类。
    （二）灾异、社会危机与讹言
    或许是由于讹言常具怪诞妖异的色彩，在汉代史籍中，讹言的出现常与灾异情境密切相关。
    西汉元成之际，宦官、外戚、朝臣相争，废立流言不绝，各地则水旱连绵，民情纷扰不安。成帝即位第三年（建始三年，前30年）秋，关内大雨四十余日。时讹言纷传，“京师民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注：《资治通鉴》卷30，“成帝建始三年”条。）这则大水讹言当时流传甚广，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之印象深刻，所以史籍屡屡提及。《汉书·成帝纪》：“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九月，诏曰：‘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颜师古注：“讹，伪言。”大水犯京师后来虽然被证明是讹传，但“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乃至当时政局不稳，却是确凿的事实，民众中流行的这种惊恐心态，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王商传》的相关记载相当有意思：“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臣皆从凤议。左将军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王商对京师大水讹言所作判断，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所建议的因应措施，也起到安定民心的效果。但所谓“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乃粉饰太平之言，虽然“政治正确”，对朝野大众并无说服力。
    当时朝廷上下明知该则大水讹言不实，却也不敢忽视其谴告之意义。刘向、谷永等遂上书大谈灾异，认为其咎在于后宫及外戚擅权。元延、绥和间，李寻以为汉有中衰之象，“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土竭民，天下扰乱之征也。彗星争明，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颇效矣。”更当有洪水为灾，所以建始三年“城中讹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但洪水“独未效。”他向王根建言，朝廷应该进贤能隐士，斥佞谄酷吏（注：《汉书·李寻传》。）。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春荧惑守心，李寻又向丞相翟方进进言：“应变之权，君侯所自明。往者数白，三光垂象，变动见端，山川水泉，反理视患，民人讹谣，斥事感名。三者皆效，可为寒心。”（注：《汉书·翟方进传》。）李寻对讹言预警功能的重视，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李寻认为讹言不仅有预警的功能，更具谶言的特质，“案行事，考变易”，“讹言之效，未尝不至”，大水不是不至，时机未到而已，所以必须赶紧亡羊补牢，以顺天心（注：《汉书·李寻传》。）。
    刘向、谷永、李寻皆善说《洪范》灾异。按汉代流行的《洪范》五行说，大水乃阴盛之罚。后宫、外戚用事擅权，属阴气过盛，自然要出现水灾。所以京师大水虽是“讹言”，在汉代的人们看来，其预警威力丝毫未减。成帝宠爱许后，后宫其他嫔妃希得进见。时王太后及其家族用事，颇有异言。成帝接受他们的意见，下诏省减后宫用度。许后上疏自辩，成帝就采刘向、谷永所论灾异回复许后，谓种种不祥之兆，如白气出于营室，流星出于文昌，乃至“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数郡水出，流杀人民。后则讹言传相惊震，女童入殿，咸莫觉知”，都是上天对后宫坐大发出的警讯（注：《汉书·孝成许皇后传》。）。
    以《洪范》五行灾异理论解读讹言的顶警功能，在东汉政治中仍然流行。《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八年（165）“十一月壬子，德阳殿西阁、黄门北寺火，延及广义、神虎门，烧杀人。”李贤注引《袁山松书》：“是时连月火灾，诸宫寺或一日再三发。又夜有讹言，击鼓相惊。陈藩等上疏谏曰‘唯善政可以已之’，书奏不省。”《后汉纪·桓帝纪》：平原人襄楷诣阙上书曰：“三月洛阳城中夜无故云火光，人声正喧，于占皆不出三年，天子当之。”（注：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5页。）当时流传讹言的具体内容不得而详，陈藩等人上琉的内容，则见于《续汉书·五行志》李贤注引《袁山松书》：“陈藩、刘矩、刘茂上疏谏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强，极阴之变也。前始春而狱刑惨，故火不炎上，前入春节连寒，木冰，暴风折树，又八九州郡并言陨霜杀菽。《春秋》晋执季孙行父，木为之冰。夫气弘则景星见，化错则五星开，日月蚀。灾为已然，异为方来，恐卒有变，必于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愿察臣前言，不弃愚忠，则元元幸甚。’”陈藩等所言，皆出自《洪范》五行说。
    汉代另一则广泛流传的著名讹言就是中国宗教、神话史上著名的“传行西王母筹”。有关西王母神话的记载，或说殷代卜辞中已出现，较可靠的是战国时期的文献，如《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山海经》等。有学者认为，西王母在西汉已有福神和高禖之神的职能。东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常见西王母的形象。在后来的道教神谱中，西王母也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但在西汉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体系中，西王母的地位、职能究竟如何，由于缺乏史料，尚难以确定（注：有关西王母的专门研究，参见Michael Loewe,Ways to Paradise: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London;Boston:Allen & Unwin,1979,pp.86-126;Suzanne E.Cahill,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n Mediev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王青：《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台北：洪叶文化，1998年，第253-347页。）。
    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春，大旱。《汉书·哀帝纪》：“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天文志》：（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五行志》的记载更为详细生动：“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踰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注：如淳注：“棷，麻干也。”颜师古注：“稾，禾干也。”王先谦《哀帝纪》注曰：“天子将出，一人前行清道，呼曰传筹。今制尚有之，盖昉自汉世。此讹言王母将出至，为之传行诏筹，即其义也。”（《汉书补注》上册，第138页）这则讹言的传播方式，令人不禁联想起近世不时出现的“连锁信”，谓接到信后必须抄缮若干份，迅速分寄朋友，勿令连锁中断，否则必遭不测。甚至到了互联网时代，这样的心理游戏仍未绝迹。历史有时真可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