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其他古籍中的记载
    这些古籍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虽非官方史籍、却是以官方的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而编纂或撰写的，这类书的价值与官方史籍的价值是相同的。唐以前的官方史籍传世不多，这类书就更加珍贵。有的虽然仅存残卷甚或片言只语，但还是能证实某一方面的问题。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注文中有一些类书中所引的佚书，往往包含了重要的史料。第二类是已经著录的出土文献，如古代的墓志铭、神道碑、碑刻、石刻、题记文字等，相当大一部分已在出土后被收录进有关的著作。有的原物早已不存，但却留下了拓片或传抄的文字。有的原来仅见文字记载，以后又为新出土的原物所证实。如在鄂伦春旗嘎仙洞发现的鲜卑石室中的石刻文字就与《魏书》所载基本相同，这就证实了《魏书》这一部分的真实性，为确定早期鲜卑人的活动范围和以后的迁移路线提供了很可靠的根据。这类记载的价值与出土文物基本相同，尽管其中难免有一些文字错误，也可能有个别伪作，但绝大多数可当作第一手的史料。第三类是或多或少记载着与移民研究有关内容的各类古籍，如公私文件、日记、行记、游记、奏章、传记、神道碑、墓志铭、诗文、书信、序跋、题记、歌谣等。由于内容非常分散，获得有用的资料就如同沙里淘金，往往翻遍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二句话。但正因为作者当时并非有意作正面或全面的记载，所以倒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某一个侧面的情况。例如某人的传记中讲到他何年何月从何处迁至何处，很可能正好证实了某一次移民中的重要一支；一份奏章中报告的内容，可能就是一次移民的具体原因；一种游记记录的某地人文景观，足以证明该地移民的重要地位；等等。当然这类记载也有其局限，如诗文内容往往多夸张，行记、游记所记可能出于道听途说，传记、墓志因扬善隐恶而失真，诸如此类必须在运用中加以注意。
    3.家（族）谱
    在现存的超过4万多种家（族）谱中，每一种家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谱可能已成唯一的文字记载来源了。因为普通的一家一姓的迁移，对社会固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自然不可能有载诸史籍的价值；但对于该家族的后裔来说，却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即使对于那些大规模的、官方安置的、集中的移民，正史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也往往失之粗略，缺乏具体而详确的叙述，更没有定量分析。究竟有多少人？从哪里迁到哪里？迁移的路线有哪些？多少人定居了？多少人又返回或迁走了？移民的成份有哪些？等等，大多是找不到答案的。尽管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也不一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会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
    家谱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都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家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
    一部分家族的确是有过迁移的，但为了把他们祖先的迁移史附会于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大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所以具体的迁移时间、地点就不一定正确。由于这些移民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人们往往会对这些家族的来源深信不疑。但因为这些家族的祖先实际上并不是那些移民运动中的迁移对象，所以如果轻信了这些家谱中的记载，就会影响我们对移民的历史的正确复原。例如，不少客家人的家谱中都有本族的始祖是东汉末年或永嘉之乱后从北方迁至今闽南、赣南或粤北的，国内外的客家研究学者大多都以此为根据肯定这是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移。但如果我们对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的北人南迁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当时南迁的浪潮所及还离闽南、赣南很远。即使有一些零星移民迁至这一带，也不足于形成一个能使自己长期不被周围土著居民融合的独立群体。事实是，客家人的南迁并形成一个不同于土著居民的群体并没有那么早，客家家族谱中关于始迁祖的记载并没有可靠的史实依据，而是出于后人的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