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地名出现过大规模的、系统的转移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就更加有效，有可能据此复原整个移民过程。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南迁后，东晋在南方大量设置侨州、郡、县。这些侨州、郡、县不仅使用原来的行政区域名称，其居民也主要由原政区的人口构成。北方除了地处辽东的平州外，各州都在南方设置了相应的侨州、郡、县。这些侨置政区的设立过程和地理分布，基本上也就是北方移民的定居过程和地理分布；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原载《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就是运用这一原理的成功范例。根据这些侨郡县在南朝宋时的户口数，还可大致推算出这次移民的规模。
    又如：明初的洪武、永乐年间曾多次将大量山西人口迁至华北，所以在今北京市郊县至今还保留着大量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名称。如在今顺义县西北有绛州营、稷山营、河津营、夏县营、红（洪）铜（洞）营、忻州营，今大兴县凤河沿岸有石州营、霍州营、解州营、赵县营、留民营、沁水营、长子营、河津营、北蒲州营、南浦州营、上黎城、下黎城、潞城营、屯留营、大同营、东潞州、包头营、山西营（转引自尹钧科《明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载《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凤河西岸还有北山东营，与文献所载永乐二年也有山东移民是一致的。全面调查这些地名的分布情况和规律，无疑能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有助于确定山西移民的具体来源和定居过程。
    运用这种方法时，必须注意地名在转写、转译过程中的变化。古汉语的发音与今天不尽相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同一个地名的发音也会有差异，在将非汉族的地名翻译或转写成汉语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误差，原来不同的地名可能会变成相同的汉字，而同一个地名却会产生不同的译名，因此简单地根据汉语地名或今天的读音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西汉张掖郡有一个骊靬县，而汉朝的史料如《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将大秦国（罗马帝国）称为黎靬、黎轩、犁靬、黎污或丽靬等，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这个县的来历与大秦有关，甚至认为此县就是以大秦的眩人（杂技演员）或降人设置的；也有人认为骊靬是亚历山大的异译，所以此县应与亚历山大有关。但是在《汉书·匈奴传》中还载有一个匈奴的犁污王，他曾在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率4000骑入侵汉朝的张掖郡，被击败后仅数百人逃脱，立下战功的义渠王被封为犁污王。以后的骊靬县就在这一带，所以得名于犁污王的可能性更大，而此县与大秦国的关系倒缺乏可靠的证据（详见拙文《天涯何处罗马城》，载《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1996年版）。
    在一个新开发地区，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加和新的聚落的形成，必然会有新的地名陆续出现。在原来已有一定开发程度的地方，如果有大批移民迁入并且保持聚居的话，也会出现一批新的地名。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新地名的出现可以视为一次移民运动完成的标志。明清时期，大批移民陆续迁入南方和西南山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个居民点。这些居民点一般都以移民的原籍为基础，所以如果能查清它们的建立年代和各自的移民来源，就为这一移民过程确定了时间和空间的范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台湾和东北的移民过程中，因此也可以由这一途径入手进行研究。
    对移民形成的自然村的统计和分析，可以作为移民作量化分析的基础。尽管自然村有大小之分，移民数量有多少之别，但在同一阶段形成的同类自然村--如明朝永乐年间在平原地带形成的自然村--的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可以大致作为同一个数量等级。但由于移民定居后的自然增长，不同阶段形成的自然村最终的人口数量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形成的时间越早，人口数量越多。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个地区内由移民构成的自然村的形成时间和数量，就有可能作出比较正确的数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