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家谱中所载始祖的迁移时间并没有错，但地点和原因却不一定对。这是由于有些家族始迁到某地的祖先当时既没有社会、经济地位，更没有文化，有的甚至还是以罪犯的身份被强制迁去的。到了有条件修谱时，一个家谱一般都已支派繁衍，人丁兴旺，并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有的还成了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子孙们即使对祖先的来历弄不清楚，也不能在谱上出现空白；或者知道祖先是如何迁来的，却不愿意留下不大光彩的记录。常用的办法，一是根据当地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将本族的祖先当作其中的一员，一是将迁入时的目的或身份改得尽可能地体面。例如，苏北地区不少家谱都说祖先是明初由苏州或苏州阊门迁来的，其中大部分就不一定是事实，有的可以肯定不是来自苏州，而是迁自江南其他地方。主要原因是当时朱元璋的确曾从苏州迁过一批富户到苏北，这批人虽然被迫迁移，但毕竟有经济实力，文化水平也较高，自然成为苏北地区移民中的上层和主流阶层。迁自其他地方的零星或贫穷移民，当即既没有必要也不敢冒称来自苏州，但到他们的子孙发达后修家谱时，无论是弄不清祖先从哪里来，还是故意回避，写上祖先由苏州迁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又如一些家谱称始迁祖是在明初“奉旨分丁”、“奉旨安插”，或者是来某地当官、驻防的，实际上可能朱元璋根本就没有下过这样具体的圣旨，这些始迁者也不是什么官员或将军，所谓“奉旨”无非是流亡到此开荒定居后得到了官府承认被纳入编户，或者就是被绑着双手押送来的。
    以上两种情况尽管在具体情节上有出入，该家族是移民后裔倒是事实，所以只要认真分析，再结合其他史料，还是可以大致弄清历史真相的。但第三种情况就根本不存在迁移的事实，家谱中的记载千万不可轻信。这主要发生在南方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和经济文化的进步，当地一部分少数民族家族也发达起来，但在封建社会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要取得与汉族同样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少数民族家族，就通过修家谱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如谪居的官员、从征的将士、流落的文人等。由于这也满足了汉族官员和士人的民族优越感，所以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可。如从唐朝后期起世居贵州的杨保族，到明初就编出了是北宋杨家将之后的谱系；不少广西的壮族家族都说祖先是宋朝随狄青征蛮而迁来的；清朝贵州独山学者莫与俦、莫友芝父子明明是布依族，却要说是迁自江宁。这一假象如果不识破，我们就会编造出根本不存在的移民史来。
    4.地方志
    现存的8000多种地方志，绝大多数纂修于明、清及民国时期。这些方志在追述历史及引用其他史料时往往会错误百出，但在记叙当地、当代的事件与状况时却大体是可信的。尽管也颇有详略失当之处，却保存了不少不见于其他任何书籍的史料。与家谱的记载相比，方志的史料一般更加集中、更加重要，大多是对该地方有相当影响的移民及有关情况。此外，方志中还保存着一些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如有关的文书、告示、诗文、歌谣等等，以及反映移民背景的记载，如风俗、方言、物产、会馆、祠庙、氏族、户口、赋役、地名等等。有些资料的原物早已不存在了，就靠方志的记载或总结才得以保存至今。如方志中的“氏族”一门所依据的家族谱牒，今天一般已难收罗得如此齐全。尽管我们无法见到原本，但利用这一门的统计数还可以分析移民家族的来源、迁入时间、定居后的具体分布和规模。正因为如此，要研究明代以来的移民，就绝对离不开方志。仅仅依靠全国性的史籍和其他著作，就不可能取得具体可靠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已经问世和正在编纂的新方志大多承接以前的志书，填补了数十年或百余年的空白。在编纂的过程中，各地搜集和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许多地方还利用地名普查和人口普查的资料和数据，编成了地名录、姓氏录、人口志、民族志、氏族志等实用的工具书。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
    在以上这些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中，对间接的记载也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这是因为移民和人口一样，是社会、自然和人类自身活动的复杂产物，不仅有深刻的原因，也会产生其必然的广泛影响。所以有关其原因和影响的记载反过来也能用于复原移民史的某些片断，考察移民本身的过程、范围和数量等各个方面。
    不过，文献资料毕竟是有限度的，直接的记载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即使作出更大的努力，文献资料中存在的巨大空白，特别是唐宋以前的阶段，显然还将是无法填补的。这就需要寻求非文献的研究方法，使用新的研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