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语言学的方法
    方言众多是汉语的一大特点，语言学家根据各种方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地理分布，在汉语区划出了若干方言区和亚区。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形成与历史时期的移民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同样，历史时期的方言区也与此前的移民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原始方言区主要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但当人口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迁移时，移民就对方言区的变化起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来自其他方言区的移民对迁入地原有方言有影响取决于四个主要因素：
    一是移民的数量，既包括其绝对数量，也包括其相对数量，即在迁入地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数量太少的移民一般不可能对当地的方言造成明显的影响，只能被当地的方言所同化。数量稍多的移民可能会对原有方言造成影响，使其发生一定的变异，但还不足以完全改变或取代原有的方言。只有数量相当大，如占压倒优势时，才能使原有的方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能够用移民自己的方言取代原有的方言。但数量的标准不是绝对的，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是移民的集中程度。所谓集中，既指居住地的集中，也应指迁入时间的集中，即足以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产生使移民在迁入地的全境或某一局部占压倒优势的条件。有时迁入的移民绝对数量并不少，但由于居住分散，所以还是淹没在土著人口之中；反之，聚居的移民尽管人数不多，却能在局部地区形成自己的数量优势，或形成一个相当封闭的语言环境。同样，分散在很长阶段内迁入的移民，由于每年迁入的数量有限，所以也先后被当地方言所融合，很难形成外来方言的优势。
    三是移民的社会地位。移民的社会地位越高，文化经济上的优势越大，掌握的行政权力越大，他们的方言对当地原有方言的优势也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地位高、文化经济先进或大权在握的移民不仅有强烈的方言优越感，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来保持和推行自己的方言，至少可以不受到迁入地原有方言的强制同化。另一方面，土著居民为了迎合这些上层移民的需要，或出于对先进文化的仰慕仿效，或受到官方的压力，会改变自己的方言，甚至完全放弃原有方言，改而采用移民的方言。如在南宋的都城杭州城中，来自北方特别是首都开封的移民不但数量多，而且包括皇帝宗室、文武高官、富商大贾、文人学士等上层人士，使移民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文化优势，天长日久，原有的杭州方言被一种新的、带有明显的开封话特色的方言所取代，以至时至今日，杭州话还是带北方味的半官话，与毗邻地区的方言完全不同。又如明朝随卫、所驻屯而迁入各地的军事移民，尽管一般数量不多，但由于居住地高度集中，在当地居统治地位，又有较严格的军事组织，所以他们的方言得以长期延续。客家人虽不一定有高于迁入地土著居民的社会或经济地位，但他们有强烈的方言意识，因此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方言。
    四是移民的方言与迁入地原有方言间的差异。差异越大，语言上的冲突越激烈，不是“你死我活”，一种方言消灭另一种，就是势均力敌，长期并存。而在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往往容易相互影响，使原有方言发生微小、缓慢的变化。
    上述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起作用的。移民与迁入地的土著居民间的方言关系是如此，不同来源的移民群体间的方言关系也是如此。历史上和当代汉语方言区的形成与移民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通过对这些方言区及亚区的考察自然也可以反过来复原历史时期移民活动的若干片断。如上面提到了杭州的方言与北宋末开始的北方移民的迁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缺少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方言往往能成为确定某次移民运动是否存在，移民来自何处，何时迁入等问题的重要证据。
    汉语区中还存在一种“方言岛”，即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区内的人口使用一种与周围地区不同的方言。方言岛与移民的关系更加密切，特点也更明显，尤其值得移民史研究者重视。
    6.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人口是文化最基础的载体，迁出地的文化通过移民这些载体传播到他们的迁入地。与方言一样，迁出地文化在迁入地会发生各种变化，或兴或衰，或存或亡。由于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异常复杂，传播和存在的条件迥异，所以有的很快消失，有的却能长期存在；有的天下皆然，有的却独此一家。我们要研究移民史，就得选择既与移民活动有因果关系，又能在较长时间内稳定存在的文化现象，利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考察和分析，作为移民历史的佐证。
    在物质文化方面，民居的建筑形式是有代表性的。民居不同于官方建筑，后者是权力和制度的象征，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前者虽然也受到气候、地形、地势、建筑材料等条件的制约，但在形式上却比较自由，因此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特色往往会随着移民的迁移而扩大到他们的迁入地，并且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不同来源的移民会有各自的民居特色，一段时间内能在同一迁入地并存；但先进的、适应本地条件的民居形式最终会取而代之。如江南古越人住的是干栏式建筑，但北方汉人迁入后逐渐消失。唐宋时今湖南很多地方的民居是板屋，以后随着江西移民的迁入，板屋为砖房所取代。清代后期迁入广西桂平县的移民主要有广（州）肇（庆）派、嘉（应州）惠（州）派和闽派三大集团，也保持着各自的住房形式。
    在精神文化方面，民间信仰和崇拜又是有代表性的。在众多的民间俗神中，有一部分是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的，如妈祖、许真君、二郎神等。但移民打破了原来的信仰地域，将它扩大到了新的居住地，出于对这些地方神的崇拜而建立的宫观寺庙也出现在移民的迁入地。这类建筑物的出现不仅是某地移民存在的证据，而且说明他们已有相当的数量，并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如万寿宫、萧公祠是江西移民的专利，妈祖庙或天妃宫是福建人或客家人的活动场所，玉王宫、寿福寺为湖南人所建，蜀王庙必定来自四川。城隍庙虽各地都有，但各个城隍爷却都是具体的人物，移民往往会将故乡的城隍爷搬到迁入地去，如18世纪时很多西南城镇的城隍爷都是四川、湖南、江西籍贯，这些城隍庙显然是移民所建。
    民俗可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混合，因此移民既要保持并传播其迁出地原有的风俗习惯，也不得不加以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物质条件。一般说来，受物质条件限制较大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习惯只能适应迁入的环境，所以改变较快；而婚丧节庆、祭祀、禁忌等活动以及较少受到物质条件限制的某些生活习惯、称谓等往往能在迁入地保持很长的时间。所以，某种喜庆仪式、丧葬方式、禁忌、饮食癖好、装饰、称谓就能成为区别移民与土著、不同来源的移民、迁入先后的移民的标志。
    由于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移民，绝大多数已不能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来加以考察，所以以上6个方面的方法一般也离不开文献资料的帮助，并且很难依靠某一方法解决全部问题。尽管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但多种方法的结合、文献资料的研究与非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大限度地复原移民历史事实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毕竟是历史，总有一些历史事实是永远无法了解的，移民史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