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以外的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考证以外的研究方法，其原理与前者并无二致，只是适用的范围有所不同。这是由于移民的影响或痕迹有的本来就没有进入文献记载，有的虽曾进入却早已散佚了。但在一些相对闭塞、流动较少、发展缓慢的地区，以往移民的影响或痕迹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尤其是在风俗习惯、方言、宗教信仰、姓氏、地名、建筑形式、文物古迹等方面，有可能通过调查考察加以收集，并通过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手段加以复原。由于这些事例或数据大多既零散又繁琐，而且分布不均、多寡悬殊，非有合理的抽样方法和缜密的统计手段不可。
    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考察这两方面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把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互为补充，互相印证，才能相得益彰。不进行实地考察固然无法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也不能使抽象的记录具体化；但如完全脱离文献记载，实地考察的结果也不可能全面深入，更不可能与当时全国或更大范围的移民形势联系起来。
    非文献的研究方法一般都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成果，主要有：
    1.考古学的方法
    主要是通过考古发现或鉴定的遗址、遗物及其地理分布来证实、否定或补充文献资料的记载。对离今天较近的移民运动有可能进行实地考察，因为在移民的迁入地或迁出地都可能找到能够反映移民现象的一些实物，并可能向移民本人或他们的后裔以及其他人员作调查，收集口述史料。例如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向东北地区的移民作研究时，我们完全可以在非东北各地或山东、河北等输出移民的地区找到移民本人、他们的子女后人以及直接了解迁移的具体情况的人，也可以发现很多第一手的档案文书、照片和实物。但对上古时代或数百上千年前的移民就无法作同样的调查，除了文献记载外就只能依靠考古研究的成果。
    考古发现的遗物和遗址是当时社会和人们物质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片断，但毕竟真实地保存了这个片断，为我们正确复原历史事实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例如，《后汉书·西羌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伐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之旄牛种，越裔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根据这一记载，羌人的一部分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曾经有过一次大迁移，从渭河上游迁至黄河上游河曲地区，又南下直到今四川西都和云南。由于这段文字相当简略，有关这次移民的具体情况语焉不详，究竟是否可信不无疑问。但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在今横断山脉地区、四川岷江上游和川西其他地区存在一种“石棺葬文化”，具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其渊源就是西北甘青山区的氐羌文化。这一文化的年代上限相当于西周晚期，而盛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这就证明，羌人的南迁确有其事，并且在西周晚期就开始了。
    又如扬雄的《蜀王本纪》的佚文是目前传世最早的关于蜀地先民来源的资料，但其中羼杂着神话、传说的成份，加上内容残缺，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蜀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于湔。时蜀民稀少。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日郫，化民往往复出。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