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皇五帝--能力与权力的结合
    我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及其有关传说，稍具历史知识的人，对此都并不陌生，但“三皇”与“五帝”的组成人员却从未完全确定过。所谓“三皇”，具体有：伏牺、神农、黄帝、祝融、女娲、燧人……等人⑧，由于史迹渺茫，不能确指，诸书各依所传闻取其中三人以为“三皇”，到秦始皇时，秦博士则笼统称之为：天皇、地皇、泰皇（泰皇后改称人皇）；所谓“五帝”，具体有：太吴、神农、黄帝、少吴、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人⑨，诸书各取其中五人以为“五帝”，异说纷纭，前后淆乱，忽人忽神，真假莫辨。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久远，又民族众多，各有其崇拜的伟大人物，因而传说各自不同；另一方面也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远古时期具有杰出贡献的首领人物之众多，只以“三”或“五”的数字远远不能概括。显然，“三皇五帝”不过是我国远古时期杰出领袖人物的总称谓而已。后人依据历史进化时代顺序，把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比附为“三皇”，是为渔猎以前的时代；把神农、黄帝、帝喾、唐尧、虞舜比附为“五帝”，是为农业种植开始的时代，这已经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了。
    那末，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古圣先贤究竟有什么功勋才能够流芳百世呢？
    《韩非子·五蠹》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易·系辞下》说：
    古者，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这些古代圣哲们巧妙地把集体智慧与个人才能结合起来，就是“三皇五帝”之所以功垂竹帛的原因，而发挥个人能力与智慧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正是被尊为名王的主要标志，这里还不存在运用个人既得权力以徇私利之事。《吕氏春秋·贯生》说：“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庄子·让王》也记载，尧以天下让许由，让子州支父；舜以天下让善卷，让石户之农等，但诸人皆不受，有人逃“入深山，莫知其处”，有人“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返”。韩非说：“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⑩这话是符合实际的。
    到传说中“五帝”后期的唐尧、虞舜时期，社会范围扩大了，形成部落联盟，“王”已不再由氏族成员直接选举产生，而是出现了“禅让”制度。须知由氏族成员直接选举，其决定权在民，被选举者只有尽心竭力发挥个人的能力，而不希求丝毫强加于民的个人私利，才能当选；“禅让”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前“王”的个人意志（还不一定是个人私利），如尧可以将职位禅让给舜，也可以禅让给许由或子州支父；舜可以将职位禅让给禹，也可以禅让给善卷或石户之农。虽然这时仍然需要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但显然当时尚在位的“王”的个人意会起一定的作用，这就是说“王”的权力在悄悄地增加了。开始时，可能还是群众的意志起了决定的作用，“王”的意志必须符合群众的意愿。《孟子·万章上》有这样一段对话，说的很明白：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那末，天是怎样“以行与事示之”的呢？孟子说：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孟子说的天意，实际是民意。可见这时权力赋予某人，仍然必须上下意见一致。但由此以往，王的权力便会越来越增加，群众的决定权就会蜕变成否决权，并逐渐缩小；最后，选举者受掌权人的控制，也就成为随声附合的应声虫。这以后，由暗中悄悄增加权力与个人才智支撑起来的王，其动作言行也就表现出某些异样的权威，如舜可以利用职权“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子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11），而且又显得合情合理与名正言顺。所以说舜诛“四罪而天下咸服”。而这在尧时则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