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旱而祷。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两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这番诚惶诚恐的祷告辞，反映出成汤当时的心理状态。《国语·鲁语上》说商汤王施政是“以宽治民”。《吕氏春秋·慎大览》说：“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殷）如夏”。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商汤王的权限，已经从军事渗透到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领域之中了。
    从成汤立国，到盘庚迁殷以前，约三百年间，商王的权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处于不断加强并逐渐扩大的趋势。从文献记载看，在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商初的“伊尹放太甲”，是商贵族阶级对王权的干予，最后以伊尹向商王族妥协，迎太甲复位而结束。其次仲丁以来的“九世之乱”，主要反映了作为氏族贵族的同姓家族长对王权的觊觎。此外，在商代还发生多次王权与神权的冲突。经过“殷道衰，诸侯或不至”与“殷复兴，诸侯归之”（27）的几次反复过程。到盘庚继位时，他便想用迁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然而却意外地遇到藐视其权威的贵族与平民的有力挑战，“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28），这无疑给盘庚希望结束“荡析离居，罔有定极”（29）的生活以莫大打击。于是盘庚召集民众聚会，向所有敢于反对的人施加压力。如对“在位共政”的贵族父老--众戚，盘庚一方面安抚他们说：“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30）。另一方面又说：“听予一人之作猷”（31）。还进一步威胁说：“矧予制乃短长之命”（32）。并严厉训斥说：“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对殷普通民众，就极尽威逼恫吓之能事。盘庚说：“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34）最后盘庚终于挫败反对迁都的势力，从而全面树立起王权的威严。盘庚迁殷之后，形成“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35）的繁荣昌盛局面，这又必然地使王权得到更为有力的加强。因此可以说，盘庚迁殷后的商王，已经与完全意义的专制君主相去不远了。
    但是，即使这是一段不远的距离，在生产极不发达的古代，也仍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传世的先秦古籍和甲骨卜辞等资料可知，被殷人尊为高宗的武丁，仍然要经常参加社会劳动并组织群众生产。《尚书·无逸》记周公告诫成王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武丁子祖甲，也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他长期和“小人”生活在一起，周公称许他说：“其在祖甲，不义为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36）但另一方面，祖甲又被说成是“淫乱，般复衰”（37）的昏君。《国语·周语下》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从祖甲以后，商王摆脱了社会生产劳动，也不再关心人民生活的疾苦，一味追求安逸享乐。周公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38）总之，自祖甲（或其子）开始，商代的王就成了“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39），在社会各种生活中，商王都是名符其实、高高在上的“余一人”（40）。其中最具典型的是末代君主商纣王，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专制君主的真面目。据史书记载，商纣王利用特权，横征暴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他穷奢极欲，造“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他“重辟刑，有炮烙之法”，并随意杀戮重臣，“剖比干观其心”，“囚箕子”，“醢九侯”，“酺鄂侯”，“囚西伯羑里”（41），充分显示出专制君主的残暴、凶狠和为所欲为、支配一切的绝对权威。最后终于被周武王所诛杀，商代也从此灭亡了。不过商纣王的身死国灭，并不在于专制王权的本身，而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尚不能完全容纳或适应这种绝对的专制权力。
    五、天下宗主周天子--权力的扩大
    西周时期的最高君主是周天子，他是以“天之元子”的身分降临到人世进行统治的。《易·乾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形象地说明了周王企图利用天帝的灵光抬高自己的权威。不过周天子神圣权威的完全确立，也并非一朝一夕努力的结果，而是经过夏、商两代，禹、汤千年的长期不断积累和周初文、武、成、康数代君主的惨淡经营，才最后树立起来的。
    前文提到“汤武革命”的“武”，就是指诛灭商纣，“弔民伐罪”，建立周王朝的武王发，可见周武王也是靠“革命”、凭武力夺取到国家最高统治权的。《诗·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周“自后稷之始基靖民”（42）到生而“有圣瑞”（43）的西伯昌（即周文王），总共已有千余年，才有现在的规模，故云“旧邦”；但周接受“天命”还是文王、武王时期新近的事情，周人称之为“文武受命”（44）。大盂鼎铭文说：“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唆正厥民。”文王“受命”，还没有对商发动战争就死去了，“天命”就由武王承担起来。武王克商，君临天下，从僻居西陲一隅之地的“小邦”军事统帅，一跃成为天下共主，是颇值得称道的，所以很为周人所推崇。但灭商不久也死去了，周人为继承权问题，发生管叔、蔡叔与商纣子武庚禄父的联合叛乱，这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周王权威，构成极大的威胁。武王的后继者成王，为维护王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命周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东征。东征的胜利，充分显示出周王权威的无可争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