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制度上做到对王权的根本保证，成王和周公又新建立起“受民受土”的分封制度，制定礼乐制度，进一步完善宗法制度。《左传》文公18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史记·周本纪》说：“成王自奄归，……兴正礼乐”。反映了周初统治者为巩固王权，使“民和睦，颂声兴”（45）而“制礼作乐”的制度建设。其中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显然是为了从血缘关系上确认周王的权威；以“封建亲戚”为内容的分封制度，更易见其“股肱周室”（46）、“以藩屏周”（47），从而使周王权威不受侵犯的实质。于是周王的权力便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和纵容，从而赢得“四海之内”的无上崇拜。这从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48）和《诗·小雅·北山》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颂扬声中，更得到有力的佐证。从此以后，一直到周厉王被“国人”流放之前，周王权力的积累与膨胀，始终是持续不断的。《管子·小匡》记管仲说：“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关于西周时期王权的不断扩展，可从下列三点稍作说明。
    第一、浓厚的父家长色彩。
    西周是从先周时期的父系公社制度演化过来的，同时它又秉承了夏商时期的父权制度，《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作为最高君主的周天子，自然有着浓厚的父权家长色彩。在西周初期实行严格的宗法制时代，周王是不容置疑的天下宗主；既使到西周末期，宗法制开始松弛之时，周王依然不失为“恺恺君子，民之父母。”（49）西周时期，周王与庶民之间，既有严格的“君臣”政治隶属关系，又有严密的“父子”式的血缘隶属关系。《诗·大雅·灵台》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诗中讴歌的是周文王修筑灵台之事，庶民们象儿子给父亲干活那样踊跃。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0）为理想的孔夫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说了如下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1）孔子强调君臣与父子关系同等重要，正是对西周王权统治的深刻理解和恰当概括。
    第二、王与生产劳动相脱离。
    值得注意的是，“汤武革命”发布的两篇誓辞，商汤在《汤誓》中曾提及“舍我穑事，而割正夏”的“穑事”，而周武在《牧誓》中却只字未提。这似乎已隐约透露出武王时代与商汤时代，已是今昔不同，周王与生产劳动之间已经拉开距离，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已相当明确。不过尽管如此，在西周初期，周王关怀甚至参加生产劳动，依然被视为一种美德。为了使这种传统保持下去，西周还保留着“籍田”礼。当然在这种礼仪性的“籍田”活动中，周王仅只“耕一拨”（52）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即使这种象征性的劳动，从目的上说，也不过是为了“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能媚于神，而和于民”，“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53），也就是说，仍然是出于对王权神威的维护。随着王权的深化，这种徒具形式的“籍田”礼，也难以坚持下去，到周宣王时，便公开宣布“不籍千亩”（54），与生产劳动彻底断绝了联系。从此以后，“不稼不穑”（55）已成为西周贵族阶级的特权。
    第三、专制措施的加强。
    自从周公东征后，政权稳定，“殷鉴”已置诸脑后，王的自我克制也松弛下来，逐渐让位于随心所欲。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靠血缘联系的宗法关系日渐淡漠；同时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势力成长起来，构成政治上的离心力。这对不断加强自身权威和私欲迅速增长的周王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史载周厉王“暴虐”、“弭谤”、“专利”（56）以及“革典”（57）等活动，显然都是加强王权、实行专制以满足私欲的种种措施。由于专制同周人的传统还不能完全合拍，所以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开始是国人谤王，散布流言蜚语，为了“防民之口”，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以至“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58）到“民不堪命”（59）时，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国人暴动，周厉王仓惶出逃，死于流放地，国内失去最高君主，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60），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共和行政”。这次国人反抗周厉王的活动，前后几达二十年，共和行政也长达十四年，虽然后来仍然由周宣王继位，又恢复了王权统治，但客观上却破坏了西周王室维持统治秩序的各种机制，西周政权便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困境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