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禹传子家天下--权力的萌芽
    从五帝时起，我国已经进入成文历史时期。虽然我们至今仍未发现确实是属于当时的文字材料，但我国的第一部通史著作，成书于公元前104-91年的《史记》， 其中第一卷写的就是《五帝本纪》，这是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根据当时流传的《世本》、《纪年》、《尚书》等先秦古籍和他亲自到各地实地考察、搜集各种史料与民间传说，调查研究后写成的。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五帝以后，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王朝，这就是由禹传子启，建立起“家天下”的夏朝。原来的禅让制度废弃了，开始了父子世代相承袭的传子制度，这就是孔子说的“唐虞禅，夏后殷周继”（12）。孟子解释说，是尧在位时把天下禅让给舜，舜在位时把天下禅让给禹，到禹在位时，虽然也把天下禅让给益了，但后果却截然不同。《孟子·万章上》说：
    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所以启便公然违反了传统的继承惯例，“即天子之位”，建立起夏王朝，从此君主的真正权力正式开始了。这显然是得益于“禹攻三苗”军事上的胜利，尤其是“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13）的“治水”的巨大成功。最后终于导致禅让制度被废除，父子世袭的家天下继承制度确立起来。从此君主的权力得到公开的炫耀和普遍的承认，再不象以前那样仅在暗中悄悄地增加了。这表现在夏后启于立国之初，就公然召集了“诸侯所由用命”的“钧台之享”（14），并且铸造了象征权力的“九鼎”（15）。夏王朝的开创者和后继人还利用集中起来的财富，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屈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16）终于招致国破家亡。这同从前“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17）的生活情趣截然不同，也与乃父“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18）的躬亲劳动、以身作则的行为，有巨大差别。所以尽管有传子制的规定，但在权力与财富不断增长、个人私欲迅速加强的刺激下，为争夺王权而发生的“五子之乱”或武观叛乱（19），就不可避免。这种内部兄弟阋墙之争，无疑造成巨大的内耗，从而给时时觊觎王位的其他族人以可乘之机，于是夏代初年一场大规模的王位争夺自然地补开了。《左传》襄公4年记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有穷氏的君主后羿利用夏人反对其君的时机，夺得了夏后氏的政权。但后羿也象夏后氏君主太康那样，“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还重用“伯明氏之谗子弟”寒浞为亲信，寒浞步羿后尘，愚弄人民，又篡夺了羿的政权，羿不知改悔，终为其“家众”所杀，羿子也“死于穷门”。寒浞继续作恶，“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后来被出亡在有鬲氏的靡所攻灭。靡灭寒浞“而立少康”，“有穷由是遂亡”（20）。无论有穷氏的得而复失，还是夏后氏的失而复得，都是出自强烈的物质享乐欲望的引诱。从这时开始，个人的能力和智慧不再被用于造福人民的事业，而是成为满足个人卑劣私欲的手段，成为权力的奴婢。此后，个人才智已沉沦于权力的欲海中微不足道了，这就是华夏文明的曙光。恩格斯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21）说得再确切不过了。
    应该指出，夏代自少康复国以后的几百年间，夏后氏权力的积累与膨胀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夏后氏的王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专制君主的某些特权，成为“刚刚萌芽的国家”（22）权力的化身。但从夏代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夏代的王还不完全具有阶级社会中专制君主的基本条件，他们只能算是“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23）“已经图谋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但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24）只是到了夏代末年，由于夏后桀“残酷海内，赋敛无度，万民甚苦”（25），导致阶级关系迅速恶化，王权急剧膨胀起来，距离真正的专制君主已近在咫尺。但刚好在这时，夏王朝被新兴起的商汤王所灭，因而王权的这一质变过程和整个社会的质变过程一样，在夏代终于没有最后完成。
    四、汤放桀--权力的发展
    建立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成汤，他的取得王位、得到天下，与以前任何时期的元首或君主都不相同。成汤既不是象黄帝以前那样，由氏族成员选举产生的；也不象尧舜那样，因禅让制度由“传贤”得到的；更不同禹传子家天下，由父死子继世袭得来的。《尚书·多士》说：“成汤革夏”、“殷革夏命”，是秉承“天命”，经过“革命”，用暴力手段、通过军事行动，从夏桀手里夺取来的。古代科学不发达，迷信思想严重，认为某人之所以能成为掌握人民命运的“民之主”，是上天赋予的使命，所以叫“受天命”。《尚书·多方》说夏桀“乃大淫昏”，“崇乱有夏”，于是“天维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成汤以“革命”改变原来授予夏桀的“天命”，就必须取得上天和人民双方的赞同，所以《易·革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乎天”，天意本是渺茫的，无从把握，“应乎人”就非常具体而且现实了。就是说必须得到征服者本族人民的支持，同时还须要得到被征服者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否则就只能被看作是“以臣弑君”、“篡位”、“以暴易暴”。所以成汤在灭夏的战争中，虽然拥有“尔不从誓，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26）的特权，但他为了安抚夏桀残酷统治下的“有众”，仍然表现了最大的克制，并不滥用权力。《荀子·大略》记成汤的一段祈雨祷辞，颇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