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上述日记可知，下关事件刚一发生，还没有开始调查，国民党各高层领导人实际上和唐纵一样，马上猜到是党人所为。对这种国民党高层干部凭直觉即可感知的情况，蒋介石却要看到调查结果才恍然而知，因而惊，进而怒，其指导督责自然起不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三)不谙下情，难免下属欺瞒
    蒋介石不仅对党内政治文化明显隔膜，对下情亦不甚了解。这种情况自然会方便部属执行命令时巧于应付，欺瞒折扣。在两起昆明惨案的调查处理过程中，蒋介石屡被下属欺瞒。
    在前一起昆明惨案中，蒋完全不重视调查工作。得知消息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惩凶。在他看来，云南当局对此事并无责任，因此，只要下令枪毙投弹凶手，事情即可顺利解决。(113)而云南当局也乐得如此。于是，1日发生惨案，3日上午蒋下令枪毙凶犯，4日下午云南警备司令部就举行了军法会审，宣判凶手死刑。实际上，两名被枪决的“凶犯”，即陈奇达、刘友治，并非当日闯进学校用手榴弹行凶的军官总队的军官，而是盗卖军事物资的死刑犯，被昆明驻军拿来欺骗蒋介石和社会舆论。(114)如此处置，不仅使蒋令打了折扣，而且也难以服众。昆明的学生、教授，乃至国内众多报纸刊物对政府如此轻易草率地处决所谓“凶犯”，均有怀疑，并因此质疑政府欺瞒掩盖，势不可免。
    后一起昆明惨案也是一样。事发之后，昆明军政当局马上开始制造各种谣言和假象，把矛头或指向共产党，或指向龙云的儿子、部下，霍揆彰甚至公然拿着这样的假证据去向蒋当面报告。
    事实上，就连一直在蒋身边的情报官唐纵、军统特务和其他参与调查的负责高官，这时也都参与到这一行径中来。在尚未查清李、闻被杀真相之时，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就向唐建议用上次昆明惨案处置凶犯的办法，找犯人顶死了事。(115)
    因为很快发现了刺杀李、闻的真凶，沈醉的办法未再使用。但负责查案的顾祝同、冷欣、唐纵等，都为霍揆彰及其手下的干部谋划脱罪之策。他们决定将霍组织实施刺杀的情况隐瞒起来，并将李、闻两案分开，宣布闻一多被杀是因为警备司令部稽查队人员愤于闻一多辱骂领袖而一时冲动，李公朴被杀则是云南本省人对李煽动部队气愤不过的义侠行为。同时，他们设计先公布闻案，让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交出两三名行动人员，“挺身做烈士”。李案则稍延时日，交省主席卢汉在地方青龙、金马等民间帮会组织中找一人来顶罪，从容解决。(116)
    显然，蒋介石并不是完全不清楚这里面的蹊跷之处，对霍揆彰呈报假证据，他也当面揭穿过，但因为犯案者都是忠党之士，故面对部属的意见，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比如，对霍揆彰作假，唐纵的解释是，霍也是无奈。因为，“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总不能轻率牺牲这些干部。极其看重这种忠诚的蒋介石马上就受了感动，从强硬的态度上软了下来，也为霍手下几个青年军人惋惜不已，一再说：“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117)
    从此案最后处置的情况看，蒋介石的作用实际上主要只是以下三点：1.从最初想为霍脱罪，到下决心“必须撤究严惩霍揆章[彰]”。2.坚持“此案外间知者甚多，尤其美方业有详尽调查，必须认真办理”，不能过分造假，被人识破。3.反复审阅、研究、修订犯人口供、案情经过、判词及调查报告等，减少破绽。如蒋特别将犯人的稽查处普通特务人员的身份，改成了特务营连长、排长的身份，以显示二人有较强的政治判别力。(118)
    由于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社会舆论广泛的监督，加上蒋坚持不能弄出破绽和必欲将霍揆彰免职以平息众怒，闻案最后总算是惩罚了一些人。(119)至少就直接凶手来说，唐纵相信“已有八成真实性了”。(120)但事实上，蒋介石始终被唐纵等调查人员牵着鼻子走，一直没有弄清楚李、闻两案之间的关系，甚至也没有真正搞清楚，霍揆彰等一干人到底是怎样进行此一暗杀行动和准备如何将昆明民盟分子和左翼学生骨干“一网打尽”的。他一直到闻案审结公布，案犯汤时亮、李文山二人被枪毙后，仍在暗自考虑：是“待李案破获后，再定霍之处分”，还是只能将李公朴案“作为悬案乎？”(121)此足以见蒋对李、闻两案的关系还处于懵懂不清的状态中。 
    (四)独裁作风，引发事态恶化
    在两次昆明惨案发生前后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蒋介石日记和唐纵日记中看到蒋对干部发火训斥，乃至痛骂的记录，不下二三十次。由此不难想见，蒋与众多下属之间存在着猫鼠关系。因为怕不好的消息刺激蒋的神经，就连蒋最重要的幕僚、唐纵的顶头上司、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都要注意筛选下面报上来的报告和信息，哪些报，哪些不报，既要照顾到事情的重要程度，也要照顾到党内各种人事关系，同时还要看蒋的心情。因此，一些批评蒋和抨击政府的舆论与活动，地方党政军警特部门虽然上报，却习惯于不等批复，打了再说。这也是上述多次政府暴力在蒋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像“一二·一”惨案前的11月26日，关麟征就有电报向蒋请示如何应对(122)，但他并没有等到蒋的回应，就动了手。同样，霍揆彰在暗杀李公朴后，也有电报给蒋表明心迹和决心(123)，蒋并没有看过和回复，但霍却当做蒋已认可，放手让部下再去杀人。
    从上述关、霍两人都在未得到蒋的直接批复就自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可以清楚地发现，独裁的蒋介石对类似事情其实常常因反应迟缓而误事。
    对“一二·一”惨案，蒋对11月25日学生集会和次日发生的学生为抗议军警威胁集会举行的罢课游行等活动，一直到12月1日惨案发生当日，均无反应。惨案发生次日，蒋已得到消息，但未重视，直到3日才开始听取汇报和着手处置，到6日才开始重视。(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