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蒋朝课后即与宋美龄去墓地拜谒岳父母。午后与魏德迈将军谈至3点半，之后续记《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晚应魏德迈之约去华懋饭店赴宴，22时始回寓所，当天亦只字未记及较场口事。
    从13日日记可知，蒋从上海的报纸上读到围绕着重庆较场口事件所发生的争论，他关注的重点不在谁是谁非，而是报道中对政协会议意义有“荒唐”的称赞文字，和此种报道竟载之于孔祥熙投资的《时事新报》上。为此，他专门把孔之公子孔令侃召来“痛斥严责”。由此不难了解蒋对较场口事件冲突争执的倾向如何。
    较场口事件及其是非之争，在蒋介石等看来并不重要，甚至无须关注，这也可以从唐纵日记中了解到。作为负责情报及特务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中对昆明惨案调查、处理的记述接连不断。但对较场口事件，由重庆到上海，16日又到南京，一直伴随在蒋身边的唐纵，从事件发生到最后事件影响消失，在日记中干脆一字未记。
    蒋在日记中正式提到重庆较场口事件，是16日到南京之后。他在下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的第八项注明了“重庆较场口殴斗问题”几个字，这说明他注意到两方面各执一词持续争吵不停的情况。而他的处置方针则是：本党同志应停止扩大宣传，不再与彼辈计较，息事宁人。同在侍从室服务的张道藩奉旨电告重庆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称：“陪都各界民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在较场口互殴事，双方均作扩大宣传，使国人是非莫辨，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奉总裁谕，请先生转知渝市党部，对本党同志及拥护中央之民众团体，善为劝阻，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20)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回的麻烦则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那些强硬派。由于1946年2月中旬最初几天美英报纸披露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不少东北人士对美苏密谋损害中国东北权益极感愤慨，因而在重庆游行，散发传单宣言以示抗议。中共方面却在这时公开要求政府承认其在东北的军事存在，和限制政府军进入东北的数量，这进一步引起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以CC系重要骨干方治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马上行动起来，推动学生上街，向苏联示威，并声讨中共。蒋19日即已得到报告，了解到这一动态。但蒋对出现这种情况却颇感庆幸和兴奋。他在20日的日记中明白写道：共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引起“群情愤激”，中立各报无不“对共党鸣鼓围攻”，“多数青年亦皆觉共党之所为在出卖民族利益，而决非真正之国民革命也”。在他看来，这说明：“孙行者魔力虽大，最后终必为上帝所制服。”(21)
    由于蒋的心态如此，党内如外交部长王世杰等虽极力上书反对发动学生游行，蒋却并未出面阻止，而是任由方治等发动了2月22日的重庆反苏大游行。其影响一时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但蒋并不担心，反而像是出了一口恶气，认为这实是对“俄国在华廿五年来未有之教训”。当然，蒋懂得要适可而止。24日，他在日记中决定：“各地学生对东北问题游行示威……自此应即阻止，不可扩大。”(22)
    对于2月22日大游行，蒋介石虽然颇感痛快，却也对中统局组织特务在游行时乘机捣毁中共的新华日报社和民盟的民主报社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的做法，表示不满。由于中共、民盟接连向政府当局和马歇尔告状，蒋亦不得不把吴铁城等找去痛斥，指责此种做法不仅“为国际诟病，为俄共口实，实为本党最拙劣行动之污点”，要吴“澈底查办”。(23)
    不过，蒋介石并不相信这件事做错了。27日，得知苏联大使提出强烈抗议，“诬指我政府机关所指使”；而马歇尔亦站在苏联一边批评国民党不该挑起此种争端，危害和平局面，蒋明显地情绪失控了。下午见周恩来时，竟“致不能自制……怒发冲冠，声色太厉”，事后连蒋自己都感觉到当时的反应可能有点过度。(24)但他毫无认错之想，是肯定的。
    (三)关于南京下关事件
    下关事件发生在6月23日晚。事情刚一发生，唐纵就得到了消息。其日记中写道：“又是一件惊人的事情。有所谓人民代表马叙伦、篑延芳、盛沛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炯伯、胡厥文、阎宝航及学生陈震中、陈立复等十人，下午七时由上海车抵下关车站，当有苏北难民群向马等陈诉共军暴行，请求共同向国府及中共办事处请愿，护送还乡，历时甚久，未获圆满答复，发生殴打情事。来京之马叙伦及南京党部徐士年、市府钱江潮，与《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受伤，在场宪兵亦被受伤。至一时半马社长犹有电话来。”(25)
    这个时候，国人企盼的和平局面逐渐被各地频发的军事冲突所蚕食，负责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马歇尔正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恰在此时，竟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而且是在人流如潮的南京火车站，发生了群殴民众代表、报社记者的暴行，其影响之恶劣，不难想见。故24日，蒋刚一得到报告，尽管他听信了下面的说法，以为是苏北难民与上海来的代表发生冲突，却还是十分恼火。他当天日记的开篇就称：昨晚下关车站江北避共之民与由沪来京为共匪张目之所谓学生代表互殴，“又造乱案，可痛”。(26)
    但第三天一早，蒋介石在听取联络秘书会报后，了解到事情真相。原来，这一事件是由南京市党部主委马元放组织、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参与指挥，派特务、党员假扮难民，协同“苏北难民”做下的。(27)而且，听说上海又有30余学生代表准备赶来南京声援，市党、政、宪、特各部门负责人还密谋进一步组织“苏北难民”，以声援23日晚斗殴被捕难民的形式，再度围攻新到的上海学生代表。蒋本来就已经非常恼火，得知这一消息，当晚就令唐纵召叶秀峰和马元放来官邸晋见。叶早到一步，被怒气冲天的蒋一顿臭骂，下令立即停止采取这种愚蠢的手法。吓得紧随其后的马元放干脆没敢进去见蒋。(28)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特别记述了这件事情，称自己痛斥了“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同时哀叹，“痛心极矣”。(29)
    26日，蒋介石再次询问下关事件的善后情况及其社会反响。(30)但这一事件发生得突然，平息得也迅速，故蒋此后未再关注此事。(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