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下午，即惨案发生仅仅三天后，云南军政当局就遵照蒋令以“军法会审”的形式，半公开地对所谓投弹罪犯陈奇达、刘友治进行审讯。5日，蒋介石抽时间召见唐纵，询问审讯的进展情况。唐报告说，昆明方面准备公开宣布唆使该两军官投弹行凶的实为一共产党人，名姜凯，但并不能找出姜凯其人。蒋这时显然只想马上结束此事，故并未像后来李闻案时那样，认真思考供述者的口供是否真实，就相信了云南方面的审讯结果，当即下达指示：找不到人，也要把姜凯如何与该两军官相遇的详情发表出来。⑨
    蒋介石此时之所以不重视该事件，在他12月3日日记所记的一句话是关键，即“昆明学潮虽激，然各方尚无响应形势”。⑩因为没有把这一惨案可能引发的后果看得很严重，故在发生如此严重的伤害后，蒋一连几天却都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只要处理迅速及时，将凶手毙掉，学生的骚动应该很快平息下来。因此，从12月2日到6日，蒋的主要精力都在应付各种繁杂的事项，包括斯大林来电、马歇尔来华后的应对、指示“剿匪”要领、准备整理党务和考核党员，等等。由于苏方做出妥协，再度承诺向国民政府交还东北主权，蒋介石已经从外交和军事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即使如此，蒋多数时间也没有用来考虑昆明惨案的善后和对学生的安抚问题，而是转向思索党务改革问题，甚至不惜花时间去研究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相关文件，想要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几天里，除了12月3日的日记中提到了上面的那一句话外，蒋在后几天的日记中具体提到昆明事件的只有两处：一处是5日记下了曾打电话给云南省主席卢汉，“指示对昆明罢课风潮之处理”；一处是6日谈到研究党务工作时，记下了一时的感慨，称：“最近昆明学潮突起，虽为共匪所主持与煽惑，而我党干部军政当局之无知识无能力，竟造成惨案，徒供反动派之口实”，实在让人感到“无上之苦痛”。(11)
    当蒋介石开始花时间研究昆明学潮问题时，已经是6日的晚上。这是因为，他在当天下午从唐纵那里得知，即使已决定要枪毙两名投弹凶犯，昆明的大学生依旧不依不饶，不仅不信两犯是真凶，而且坚决要求惩办云南军政负责人关麟征和李宗黄。这一情况大大出乎蒋的预料。
    眼看美国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蒋介石开始沉不住气了。他当晚着手研究解决办法，决定自己出面，起草一份《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昆明各校教师负起责任，劝导学生即日上课；同时决定指派青年军编练总监霍揆彰、教育部次长朱经农、三青团中央团部训练处处长倪文亚等前往昆明，协助卢汉调查解决，以示中央对此案之重视。他同时写信给卢汉，要求各方通力合作，尽速劝导学生复课，确保地方秩序不受共产党煽动而紊乱。如限期之内仍不能令西南联大学生复课，则“应作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之一切准备”。(12)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该校思想复杂，秩序紊乱，已为共匪反动派把持，不可救药矣，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13)
    在7、8两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明显地在担心昆明学潮会影响到对美外交。他写道：“马歇尔问题以及美国政策不定，舆论庞杂更令人忧虑”，昆明学潮再不解决，难免会进一步造成“环境艰危”。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蒋不能不开始花相当多的时间来考虑和研究解决昆明学潮问题，以至于他在8日抱怨“三日来脑筋作痛”，并特别称：“本周本拟着手各种重要组织，惟为昆明学潮与哈雷(按即赫尔利)在其议会报告事，不能不使余分心旁骛也。”尤其是“发告昆明教育界书与处置学潮用心最苦”。(14)
    此后，由于无法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蒋介石几乎天天催问和督促属下，并限定要在马歇尔来华前的12月17日解决问题。因此，他的日记也每天都记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直到12月15日他按计划飞去北平，这件事情才在他的日记中消失了两天。
    17日下午，蒋介石得知西南联大的罢课学生没有如期复课的消息后，气冲冲地通过电话要唐纵转达他的命令：“凡不复课之学生一律开除。”但是第二天，蒋还是让了一步，因为这时离马歇尔到华，还有两天时间。他电告教育部长朱家骅，最迟20日必须复课，否则“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15)
    12月19日，蒋介石在离开南京8年后，头一次返回南京，受到各界民众夹道热烈欢迎。20日，马歇尔乘专机抵达了上海。不过，此时，蒋介石已经得到西南联大罢课学生于前一日全面复课的报告。因此，21日，即在马歇尔到达中国的次日，蒋介石明显地心情不错。他在日记中写道：“西南联大已复课，学潮当可平息”。(16)
    (二)关于较场口事件
    较场口事件发生在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民盟和中共等政协代表发起组织的庆祝会受到国民党方面有组织的冲击，部分与会代表被殴伤。 
    这一天，蒋正在重庆，上午在办公室撰写《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中午过江回寓所与五院院长孙科、居正、于右任、王宠惠和吴铁城、陈布雷等共进午餐，并“情辞激昂”地对政协通过的关于宪法草案决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决议内容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不合本党五权宪法之党纲，碍难拘束国民大会，使之通过。(17)日记全未提到较场口冲突之事。
    次日，蒋一早起来部署京、平、津三市党务人事和六届二中全会筹备事项时，从陈布雷处得知了头一天发生的较场口事件。他10点钟召来市警察局长唐毅询问经过，得知双方各执一辞，情况并不严重，蒋只是批评警察局未能尽到责任，“指示今后类似情形应由警察局负完全责任”，再未深究(18)，即赶赴机场，飞往上海。
    当天下午4点半蒋抵上海龙华机场，下机便赶往城里故居，即蒋称之为“爱庐”的原法租界贾尔业爱路9号的花园洋房，与前一天回沪的宋美龄一起安置家具。8年多后第一次回到故居，蒋颇兴奋，他在三楼专辟出一间祈祷室，“默谢上帝三次”。当晚“感想万千，其乐可知”，自然完全未及公事。(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