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面对激愤学生的罢课风潮，蒋虽明知事情是云南军政当局制造出来的，因而明白指示“不可动用军队”，同时却数度强硬提出“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将拒绝复课的学生开除。(85)惨案明明是李宗黄、关麟征等部署指挥的结果，学生复课的条件主要也是要求惩办两人，蒋却认定惨案的根源和继续之学潮，根本在于共党“威胁”、“煽惑”，认定李、关实为党国着想，只是太过“无知”和“幼稚”，故决不愿加罪于两人，仅将他们先后调离而已。(86)所幸校方和众教授全力做学生工作，在蒋规定的最后期限实现复课，这才没有造成因政府强力解散学校或开除学生而引发的更为激烈的对抗与流血事件。
    很显然，“一二·一”惨案及其所引发的学潮，能够在蒋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内和平解决，没有给蒋留下任何教训。在他看来，李宗黄、关麟征只是做法上“幼稚可怜”，但他们“忠实勇敢”、“不惜牺牲”、“工作努力”却值得嘉奖。(87)因此，蒋介石其实丝毫也没有放弃压制、打击的手段，只是强化了要用宣传对宣传、组织对组织的办法，来解决各地学潮、工潮及群众运动的方案设计。他随后更发出明确而强硬的指示称：“在对共党斗争上，为争取民众最有效之工作，对民主同盟为共党作鹰犬应予膺征[惩]。”(88)
    蒋介石关于对民盟“应予膺惩”的话，是1946年2月6日在主席官邸会报上讲的。此时，政协会议刚刚结束，蒋对政协会议通过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一事正大为光火，党内CC系分子也正激烈抨击国民党在政协让步太过。(89)此番讲话可想而知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就在蒋上述讲话两天后，主持重庆市党部的CC系骨干分子方治即召集市党部临时会议，拟定了冲击民盟召开的庆祝政协胜利大会会场的计划，目的就是“以宣传对付宣传，予共党以打击”。(90)这也是为什么，较场口事件发生次日晨，蒋听说后，只把警察局长找去，问了一下情况，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今后类似情形应由警察局负完全责任”。(91)以后，不管各方上书、通电如何，蒋均听之任之，日记里也一字不提。
    由此不难看出，李宗黄、关麟征等地方军政官员也好，方治等国民党CC系骨干也好，他们这个时候所以表现冲动、狂热，都与蒋介石的鼓动与告诫不无关系。自抗战结束以来，蒋就一直在告诫党的中高级干部：目前已“是党和主义的成败关头，而且是我们个人的生死关头”，再不奋斗，“我们一定要为共匪所消灭”。(92)“今后不是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他们要消灭我们，你们如果是一个有志气，有血性的革命信徒，不愿被共匪来消灭你们革命历史、抗战功绩，亦不肯再受共匪来这样污辱你们、诬陷你们，那你们就必须以革命抗战的传统精神，明廉知耻，负责任，尽职守。”(93)尤其是到1946年春，国共之间无论是在政协会议的较量中，还是在东北、乃至山东等地的军事冲突中，国民党都深刻地感觉到危机。为党国的前途“负责任，尽职守”，实际上已经成为检验国民党中高层干部是否“忠党护国”的一把尺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任何激愤之语，都可能转化为各级党政军警特部门的实际行动。昆明李闻惨案的发生，无疑也是蒋于有意无意之间促成的。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下午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因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一时间怒火中烧，语言愤激，当场要求他们说：“对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94)
    6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中央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95)
    6月7日，蒋介石对部队发表演说，激烈指斥民盟等“一般投机分子，无耻之徒”，“丧尽天良，甘作共产党的走狗，吠影吠声”，附和“共产党的毒焰”，推动社会视听和国际舆论“为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必欲毁灭我们，断送“国家民族的地位与革命建国的前途”，“要使我们革命信徒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96)
    按照蒋上述旨意，尤其是蒋6月5日的指示，由会报形成的指导意见随即被“转知西南各地会报及党政军机关”，刚刚接替关麟征站到昆明反民盟斗争最前线上的霍揆彰，自然倍感压力。在蒋上述旨意下，他不得不本着守土有责的精神，破釜沉舟也要把民盟的气焰打下去。下面两则资料可以很清楚地了解霍揆彰这时的心态：
    一是据徐远举等当时在昆明的军警特部门负责人回忆，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到来后，霍揆彰即指示手下稽查处处长王子民等做出打击民盟的计划和准备。王子民等很快拟就了计划予以膺惩和打击的在昆民盟骨干分子黑名单。(97)李、闻相继被杀，即源于此黑名单。
    二是霍揆彰7月13日给蒋表示决心的一封电报。其电报与1945年11月26日关麟征在压制学生集会失败后，准备下一步行动以应对学生大规模罢课时给蒋的电报不同。关的电报主要还是请示应付办法，而霍在几乎同样的条件下给蒋的电报，却是明言：决心“本钧座意旨”行事。霍去电时，李公朴已被害，昆明民盟组织反应强烈。霍在电报中写道：“本日街头闹市即有由学联会及云大学生自治会所贴之狂妄荒谬标语及壁报，多为攻击本部，诋毁中央。窥其居心，意在制造事件扩大事态，蓄意作乱”，“似有重演去冬学潮之故技，以损失中央威信，清除中央在滇力量，以达其赤化西南之目的”。他宣称：“职惟本钧座意旨，有利国家者，任何牺牲在所不计……若再滋扰甚而暴动时，职拟断然处置。”职“决依法戒严，大举肃清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98)
    这时，李公朴刚刚被害，霍依旧向蒋信誓旦旦，表示要将“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足以看出霍为什么李案刚出，马上又会再做闻案。如无领袖意旨和“任何牺牲在所不计”的“忠党”精神支撑，霍又何以会如此狂热？
    对部下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又何尝真的反感过。他骂归骂，罚归罚，内心的爱憎在日记中显而易见。听说李、闻被害，蒋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人“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为“将礼义廉耻之民族德性扫地殆尽”的五六位民盟教授中“最劣”者。因此，他对两人之死，不仅毫无怜悯之心，反有幸灾乐祸之意。他在日记中用自问的口吻道：“被刺者咎由自取乎？”并暗自估计：此案未必无益，因或可“使投机与附共者有所警惕”。(99)当蒋发现霍揆彰的所作所为之后，他的愤怒和此前对李宗黄、关麟征等一样，主要只是恨其“无知”、“幼稚”，对霍之“忠实勇敢”、“不惜牺牲”，同样是暗自欣赏。故真到要处罚霍时，蒋不免长吁短叹，难下狠心，因为他明知霍忠心为党，故再错，亦“不能不为之恕谅”。(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