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前些年开始风靡欧美的“东方主义”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就未必适合近代中国的情形。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即剖析建立在东西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人我之别（Other &/vs Self），而其立论的基本素材则取自曾为殖民地的阿拉伯或穆斯林“东方”，那里的情形与基本保持领土主权的近代中国相当不同。“东方主义”是指西方帝国主义在文字表述中用他们的眼光加诸被侵略和被殖民地区之人民，但近代中国从梁启超起的许多趋新学者却正好相反，他们并不认为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何不妥，反而认为用西方眼光或学习西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甚或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中国问题都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正是他们自觉其胜过昔人之处，并反复强调之（注：参见罗志田《“东方主义”与“东方学”》，载《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第14-26页。）。
    近代中国当然也有将西方“他人化”的西方主义倾向存在，但中国士人主动投入西方“文化霸权”之下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极为明显，且更居主流、持续得更长久。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标举自己研究问题的“新眼光”，虽名之以带普世性的“科学”，却并不讳言是西来的。同样，今日不少学者拾“东方主义”之余唾说什么西方“妖魔化”中国，实际只要稍读史料，便知最初“妖魔化”中国的或是西方传教士和租界中人（租界意识在很大程度与西方基本价值冲突，虽是西方在中国实际存在的“代表”，或者说其在中国“表述”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但从19世纪末起这一角色早已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其“妖魔化”的程度甚至超过西人。反倒是不少西人鼓吹要保存东方或中国的优美传统，却遭到中国士人的痛斥（如胡适之指责罗素）。
    这样一种中西社会角色的换位特别体现在留学生出国后对祖国态度的象征性转变（指表述出来的部分）之上。清季留学生出国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对祖国的事物持一种较前更带批判意味的态度，顾维钧在清朝最后一年注意到，“每个中国学生在旅居国外大约一年后对中国的态度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即“开始捐弃原有的傲慢与偏见，而看到中国的真实情景”；于是通常会对祖国提出批评，且达到“激烈指责任何中国事物”的程度。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情形则相反，出国时间长的反多为祖国辩护。林语堂刚留学回国时曾提倡“科学的国学”，但经过一年“天天看日报”所造成的“思想变迁”，就转而赞成建立“欧化的中国”，认其为“唯一的救国方法”。可知在此阶段出国留学时间的长短与看见中国传统的长处成正比，而回国一看报纸又反之，环境移人以至如此，不正提示着“妖魔化”的出处何在吗？（注：说详罗志田《留学生读什么书：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讨论》，载《开放时代》2001年9月号。）
    从晚清开始，一方面中西二元对立观念越来越得到强调，另一方面则因中国在此二元观念中处于精神物质两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存在一种试图摆脱这一对立的长期努力，清季民初（尤其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士人即曾引入一种超越性的“世界”概念以突破中西二元对立观念。他们当然也感受到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但由于“世界”这一超人超国范畴的存在，他们可以（实际上也经常）站在常规意义上他人（theother）的立场来批判自我（注：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故至少在意识层面，今日说得热闹的“人我之别”对民初读书人意义不大，因而这一理论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和士人心态的诠释力也相对有限。我们切勿只是跟着别人喊什么“他者”、什么“东方主义”的口号，恐怕还要回头先看看时人心目中的“他人”和“自我”到底如何。
    从治学的具体层面看，引进新方法其实不一定非落实在成体系的“理论”之上不可；很多时候，只要换个新的视角，就会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新世纪的史学既是开放型的，就不可能不是跨学科的史学。学术的专科化是20世纪中西史学的一大特征，针对这一趋势的某些弊端出现了对跨学科史学的提倡。在此吸收与分化的长程中，史学几乎无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学科认同了。今日要找到不涉及他学科也不分为子学科的“史学”，倘非不可能，也已甚难。到21世纪后期，不排除发展出一种几乎无所不在而又什么都不是的治史倾向并形成一种认同模糊而包容广泛的“一般史学”之可能性；至少在新世纪前期，专科化与跨学科并进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
    不过，除集体协作外，实施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受过系统的多学科训练，没有这样的训练实际上是跨不过去的。若在史学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子学科的藩篱，或更具实际可行性。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实不足取；毕竟专门史的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昔人以及今人都不曾也不会在做事时先想到这是我的“思想”、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
    倒不如解开束缚、打破藩篱、拓宽视野，眼光的转变必然使许多以前视而不见的现象凸显出历史意义：比如注重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多元互动、整体的中国内部事务与国际风云的相互影响，或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和政治变动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从直接文字著述之外的层面考察观念转变等，都可导致对整个近代中国深入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历史上的人与事本来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视角的转换在许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层面，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许多早已重视的层面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立体性”或“全息性”认知。因题材和眼光的转移，不仅史家“处理”史料的能力会增强，实际上会有大量本来常见但过去视而不见的史料“涌现”在史家眼前。对任何以实证为取向的史家来说，大量“新史料”的出现意味着什么，自不必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