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20世纪初年朝野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是否达到我们过去所认知的强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当时的思想论争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与当时也在竞争中的各在野政治派别的观念有多大歧异？又有多少共性？过去的中外研究明显受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少关注清季政府方面的观念和举措，其实稍认真地考察当时的思想言说会很容易发现，政府与民间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政府对民间言论的采纳和包容程度远超过既存的认知。陈黻宸在发表过明确的反满言论后仍能任用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各级政府对剪辫这一显然带有反政府色彩的行为实际上相当容忍，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的方式对待（注：吴宓于宣统三年进入清华学堂，即自己“将辫发剪去”。他特别说明“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见《吴宓日记》（1），1911年2月9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20页。类似材料尚不少见。），都提示着那时朝野之间固有大量的歧异，却也有不少共同之处，至少其冲突和紧张程度并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有时不同派别的民间人士之间观念的对立甚至超过某些在野者与政府的对立。
    其实近代中国新旧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更时髦的术语是“空间”）相当宽广，在新旧阵营里通常也还有进一步的新旧之分，对许多人来说亦新亦旧恐怕正是常态。汪叔潜在1915年已指出当时的中国“上自国政，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但新旧的界限又极不明显：“旧人物也，彼之口头言论，则全袭乎新；自号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终不离乎旧。”且一方面新旧相当对立，同时新旧双方又相互涵盖而每不自知，出现了“旧者不肯自承为旧，新者亦不知所以为新”的暧昧现象（注：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即后之《新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第1-4页（文页）。）。
    鲁迅到1919年更观察到，当时中国“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他发现：“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注：鲁迅：《随感录五十四》（1919年），《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44-345页。）或者即因为中国社会浓缩了古今中外“几十世纪”的状态，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A.Fitch）在1927年春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同时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于一身：北伐战争不仅是像美国南北战争一样的内战，而且是“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及文艺复兴于一身”的大运动（注：该信收录在George A.Fitch,My Eighty Years in China，台北美亚出版公司，1967年，p.54。）。
    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许多先前的趋新者因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成为“守旧”者，这也成为近代（特别是20世纪）的普遍现象。由于既存史学研究受趋新大潮的影响太甚，即使出现一些对所谓“保守主义”者的研究，也往往忽略了其通常曾是上一轮的新派（因而也就仍具有趋新的一面或与趋新者接近的一面）这一事实，结果对其“保守”的解读便不免有所偏差。同时，或许是受到新旧之争日趋激烈这一表象的影响，或由于研究者多习见史料中明显的新旧之分，许多“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以及新旧各自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多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之中。其实这些社群可能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不变的一面，弥补我们近代史画面上失语的部分，或者不失为今后史家的努力方向（注：参见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载《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第258-269页。）。
    而且，新旧之间的空间也许还不仅是“过渡性”的，它可以被视为一个超越新旧二元观念的新思维角度；这一视角是开放的，不仅是增加一元而成三元，还可以进一步引入其他因素，以形成一种多元分析框架。五四后期有人曾提出“模拉尔（或穆勒尔，皆英文“道德”之音译）小姐”的口号，不论提倡者的初衷何在，“小姐”的象征性出现多少体现了一种欲与德、赛二“先生”有所区别的愿望。在男性掌握“话语权势”的时空里引入女性“角色”，是否意味着在中西、新旧等等（男性）二元对立中出现第三种声音，从而打破了二元思维而导向一种多元思维呢？依此类推，如果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精神与物质等习见的二元对立观念中引入第三或更多的参照系进行观察（当然是在承认前人的实际关注基本是二元的这一前提之下），应可给我们以更广泛的考察范围和更开放的研究思路，从而导致一种对近代中国更加全面深入也更接近历史原状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