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偏旧的（包括自认不新和被认为守旧的）人与事渐少受到关注，日益淡出史学言说。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
    对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也许会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是因为革命派更进步（因而更正确）的论述，同理也常见于论证北伐军何以能战胜北洋军阀。不论史学究竟是否可算严格意义的“科学”（近年国内对此关注的学者已越来越多），这样先验的研究倾向肯定减少了史学研究的准确性。在此倾向下重建出的史实，也可能距原状更远（注：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载《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第270-274页。）。
    王国维提出，“周秦诸子之说，虽若时与儒家相反对，然欲知儒家之价值，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王国维遗书》第5册），第38-39页。）。没有对比的一面之词，推到极端便会连自身也被掩盖吞噬，结果可能是什么也看不见。试想一幅画面全由光亮成分组成的图画，我们能看见什么？没有暗淡，又何以见得出亮者的光辉？反之亦然。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进步之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有时候，我们史学言说中的“主流”已带有虚幻的悬想性（当然多数不是研究者有意为之），未必即是当时当地真正的主流。
    这就导致即使趋新的成分也有被忽视的可能，比如清季最后十年的新政，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实际举措，其实也是当时趋新的一面，却因为有革命党人及其活动这一更“新”（其实是更激进）的事物存在，便未见充分的研究；当时受到较多关注的“落后”的一面是所谓“立宪派”，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也常偏于非官方的面相或观念竞争的一面，而中央政府、尤其是地方一些重要的趋新督抚推动新政的具体努力却被“革命与改良”之争遮蔽了（注：西方学者比我们稍更关注清季的新政，参见Do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3（此书似已有中译本），但这一阶段可探讨之处尚多。）。又如北伐时的南北之争其实是当时的主流，然因北洋军阀这一“落后”或“反动”势力未受重视，南北之争也连带被忽视，结果后来才成为主流的国共之争成为北伐研究中受到关注的焦点，真正的时代主流反被掩盖（注：参见罗志田《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载《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5-225页。）。
    尽管新旧之争从19世纪后期开始已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现象，因为有上述时空不同步的发展，新与旧的区分标准以及不同时期的新旧社会分野却随时而变。一般人视为不两立的新与旧，不论在社会史意义上还是在思想史意义上，或者是在两者互动的意义上，都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相互渗透、覆盖、甚至重合；有时也表现为思想与社会的错位--许多在社会区分方面看似歧异甚至对立的新旧派别在思想观念方面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共性，而这些派别在具体的思想论争中又通常皆站在自己一派的立场上说那一派“应该”说的话，互相攻击而不计其与对方在特定问题上实际的共识。
    在尊西趋新和整个思想界日益激进化这一大趋势下，随着真正的旧派或“保守”人物逐渐淡出时代的“话语天地”，思想与社会错位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即对立派别间真正观念上的实质差异越来越小（虽然有时可能呈现出差异较大的表象），而社会派别上的对立却越来越激化，仿佛给人以思想界日益两极分化的印象。既存研究似乎受此影响，对各种思想、政治、学术“派别”之间冲突对立的一面强调太过，而其相近相通之处则相对被忽视。另一方面，有时观念的歧异、新与旧或“激进”与“保守”皆难以“派别”来划分，甚至很难以人分，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只能以事分：同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在甲事上持同样看法的人在乙事上可能完全对立；同盟者和论战对手的移形换位或在细小问题之上，或在转瞬之间。这样，简单划分派别而论证的方式虽然醒目易读，却可能无意中修改了历史，从而误导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