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并将此提到理论的高度，他说：“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王国维遗书》第4册）卷4，第9页。）
    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必也不能避开“深湛幽渺之思”，故提倡近代史研究“由虚入实”并非只注重史料，也不排除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注：我个人关于理论与史料关系问题的主张引起过误会，我曾为何伟亚（James L.Hevia）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一书写了书评（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由于我的表述试图偏于中性而不那么黑白分明，该书评引起一些误读，比如葛兆光先生便认为“罗志田相当赞许何伟亚‘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关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2页），这不能不说是误读。无论我对何伟亚原书的整体评价如何，我原则上并不“相当赞许何伟亚‘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关系’”。何伟亚的论述不能仅从这句话的文字表面理解，这里所包括的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史学的一些批评确实非常有力，但他，以及一些观点相近的学者，似乎太过强调“现代民族国家”对史学的“制约”，至少我觉得中国的情形与曾为殖民地的印度相当不同，此不赘；重要的是一般人恰多从字面理解此语，所以我愿意借此简单声明，我认为史学解释必须受史料的限制、以史料为基础。我还想附带说明我对“后现代史学”的基本态度：许多后现代理论我尚读不懂，但后现代主义对既存史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值得认真面对；作为治史的一种取向，它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取向并存而竞争。）。史学研究与理论的关系是近年中外学者都相当关注的问题，个人以为，新世纪的史学必须是开放性的，史学研究者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理论。各种史学或非史学的理论都可能有助于研究者观察、认识和分析问题；多接触、了解和借鉴各类理论显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
    在具体题目的研究上，则不一定非要套用什么特定的理论不可。因为任何具体的理论都自成“体系”，有其附带的框框，未必全适用于异时异地异学科的研究。从根本言，若把“理论”定义到切入角度、认识立场和研究取向等非常宽泛的程度，史学研究显然离不开理论。就具体的个案考察分析而言，像一些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先明确所依靠或运用的理论，然后按图索骥式地循理而论，当然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但是否必须如此，我也还有些存疑。
    今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学问，中西史学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对于西方史学的长处，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充分肯定并学习参考之；但首先要对其真正了解，没有了解谈何借鉴，更不足以言对话。现在有些在西方已如日中天的新领域如阅读史、意象史、躯体史等，在中国内地便甚少见学人触及；类似生活史、家庭史、疾病史、性别史这些仍在发展的领域，我们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摸索进行。这些现象说明我们与西方史学的对话和交流仍非常不充分。
    同时，没有自身的学术立足点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优势，也谈不上对话，所以中国史学不能盲目跟着西方跑。从实践层面看，由于西方史学是个发展的变量，要跟着跑也很难跟。比如西方二三十年前流行的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等现在都受到当地年轻一代史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仍在大量运用这些理论的中国史家当然不能对其批判视而不见，是放弃这些理论或进而跟着批判，还是继续坚持运用，就是颇费斟酌的问题。
    又如我们近代史学界渐多关注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本是欧洲学者诠释欧洲社会的，一些美国学者开始用于解释近代中国，在美国学界便已存在争议，盖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欧洲以外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各类社会，实在还需论证（欧洲治近代中国者似甚少援用这一理论）。窃以为这一理论对认识近代中国确有启发，或可以较宽泛地借鉴，然似不必亦步亦趋。若像有些中国学者那样译为“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尤易引起误解。因为“公民”概念本是康有为那一代人希望“创造”的未来式社会，正是针对他所认知的中国之所“无”而提出的一种虚悬的追求目标（注：且留学日本那一代人中许多已转而希望创造“国民”社会，到傅斯年、顾颉刚那一代人更希望创造“学术社会”了，参见王汎森《清末民初的社会观与傅斯年》，载《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第4期（1995年12月）。）；若言“市民”，则梁启超已明确指出，“西语所谓市民Citizen一名词，吾中国亘古未尝有也”（注：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53页。）。故至少在与“表述”相关的字面上（这也至为重要而不可小视），既存史料和这一理论是有些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