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国史 > 中国古代史 >

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9)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罗志田 参加讨论

王国维并将此提到理论的高度,他说:“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王国维遗书》第4册)卷4,第9页。)
    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必也不能避开“深湛幽渺之思”,故提倡近代史研究“由虚入实”并非只注重史料,也不排除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注:我个人关于理论与史料关系问题的主张引起过误会,我曾为何伟亚(James L.Hevia)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一书写了书评(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由于我的表述试图偏于中性而不那么黑白分明,该书评引起一些误读,比如葛兆光先生便认为“罗志田相当赞许何伟亚‘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关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2页),这不能不说是误读。无论我对何伟亚原书的整体评价如何,我原则上并不“相当赞许何伟亚‘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关系’”。何伟亚的论述不能仅从这句话的文字表面理解,这里所包括的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史学的一些批评确实非常有力,但他,以及一些观点相近的学者,似乎太过强调“现代民族国家”对史学的“制约”,至少我觉得中国的情形与曾为殖民地的印度相当不同,此不赘;重要的是一般人恰多从字面理解此语,所以我愿意借此简单声明,我认为史学解释必须受史料的限制、以史料为基础。我还想附带说明我对“后现代史学”的基本态度:许多后现代理论我尚读不懂,但后现代主义对既存史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值得认真面对;作为治史的一种取向,它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取向并存而竞争。)。史学研究与理论的关系是近年中外学者都相当关注的问题,个人以为,新世纪的史学必须是开放性的,史学研究者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理论。各种史学或非史学的理论都可能有助于研究者观察、认识和分析问题;多接触、了解和借鉴各类理论显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
    在具体题目的研究上,则不一定非要套用什么特定的理论不可。因为任何具体的理论都自成“体系”,有其附带的框框,未必全适用于异时异地异学科的研究。从根本言,若把“理论”定义到切入角度、认识立场和研究取向等非常宽泛的程度,史学研究显然离不开理论。就具体的个案考察分析而言,像一些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先明确所依靠或运用的理论,然后按图索骥式地循理而论,当然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但是否必须如此,我也还有些存疑。
    今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学问,中西史学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对于西方史学的长处,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充分肯定并学习参考之;但首先要对其真正了解,没有了解谈何借鉴,更不足以言对话。现在有些在西方已如日中天的新领域如阅读史、意象史、躯体史等,在中国内地便甚少见学人触及;类似生活史、家庭史、疾病史、性别史这些仍在发展的领域,我们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摸索进行。这些现象说明我们与西方史学的对话和交流仍非常不充分。
    同时,没有自身的学术立足点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优势,也谈不上对话,所以中国史学不能盲目跟着西方跑。从实践层面看,由于西方史学是个发展的变量,要跟着跑也很难跟。比如西方二三十年前流行的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等现在都受到当地年轻一代史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仍在大量运用这些理论的中国史家当然不能对其批判视而不见,是放弃这些理论或进而跟着批判,还是继续坚持运用,就是颇费斟酌的问题。
    又如我们近代史学界渐多关注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本是欧洲学者诠释欧洲社会的,一些美国学者开始用于解释近代中国,在美国学界便已存在争议,盖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欧洲以外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各类社会,实在还需论证(欧洲治近代中国者似甚少援用这一理论)。窃以为这一理论对认识近代中国确有启发,或可以较宽泛地借鉴,然似不必亦步亦趋。若像有些中国学者那样译为“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尤易引起误解。因为“公民”概念本是康有为那一代人希望“创造”的未来式社会,正是针对他所认知的中国之所“无”而提出的一种虚悬的追求目标(注:且留学日本那一代人中许多已转而希望创造“国民”社会,到傅斯年、顾颉刚那一代人更希望创造“学术社会”了,参见王汎森《清末民初的社会观与傅斯年》,载《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第4期(1995年12月)。);若言“市民”,则梁启超已明确指出,“西语所谓市民Citizen一名词,吾中国亘古未尝有也”(注: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53页。)。故至少在与“表述”相关的字面上(这也至为重要而不可小视),既存史料和这一理论是有些冲突的。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历史人物
历史学
历史故事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世界史
中国近代史
考古学
中国现代史
神话故事
民族学
世界历史
军史
佛教故事
文史百科
野史秘闻
历史解密
民间说史
历史名人
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