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不同史家对史料的解读可能相当不同，若仅仅引用一二“关键”语句并据此立论，读来当然更觉通畅明晰（coherent），但无意中便使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具有“垄断”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众多读者（特别是非专业读者及虽专业但非专治此题的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若将相关史料较详尽地排比出来，虽仍有作者的剪裁、处理等倾向性在，到底可以让读者有更多参与的余地，可据史料而判别作者立言是否偏颇。历来学者多希望某事由其“论定”，多少有些“专制”倾向；而陈先生则在立言后邀请大家来参与“论定”，学术研究成为一个开放的发展进程，实更具“民主”的意味，此或即其“随人观玩”一语意之所在乎？
    这大概也是傅斯年提出而流行于民初的“史学即史料学”的一种别解，傅斯年自己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页。傅斯年的见解常受人误解，并引起不少争论。实际上，若“史料学”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和运用，还真是大体上涵盖了史学的主要内容。）
    我们如果看傅先生的作品，特别是其著名的《性命古训辨证》，何尝没有“疏通”和“推论”，但他深知对后者的提倡可能导致诠释与史料的脱节，故亟讳言之（注：历来学力识力高于同时代一般学人较多者，其提倡“众人”做的多与其自身实际所做的有些区别，盖学力或凭积累，识力往往靠解悟，实难摹仿。故对提倡性的发凡起例要特别谨慎，尤其是对学界有影响者应注意。章太炎对诸子学的态度转变可为别证，太炎在1909年尚认为“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不足为真理之归趣，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故其与国粹学派中人相当看重周秦诸子学。但他当时已指出，若“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苟弄笔札者或变为猖狂无验之词”（章太炎：《致国粹学报书》，1909年11月2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498页）。到其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则注意到，过分强调讲究义理的诸子学的确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以为“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讲，故其课程设置“以经为最多”（据章太炎复李续川书，转引自厉鼎煃《章太炎先生访问记》，《国风》（南京）第8卷第4期（1936年4月），第132页）。）。这也体现了近代“新宋学”与传统宋学的一大区别：“旧”宋学史著的一个代表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正以剪裁见长。就像吴汝纶对有意翻译欧洲史的严复所说，“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亦不足法（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王栻主编《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5页。）。而陈寅恪提倡的“讲历史重在准确，不嫌琐细”恰针锋相对，是知其所谓“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实有所针对。
    钱穆曾指出，陈寅恪的学术文章往往“临深为高，故作摇曳”，太多“回环往复之情味”；而行文亦“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十之三四始为可诵”（注：参见《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收在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30-231页。）。胡适也认为，“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注：胡适：《胡适的日记》下册，1937年2月22日，中华书局，1985年，第539页。）。可知陈寅恪论学风格多“牵缠反复”（亦钱穆语）的确是许多人的共识。然而，陈先生述学风格如此，除有其所谓“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外（详另文），恐怕确有让代表着不同指谓的相关史料毕呈于读者之前以“随人观玩”的深切用心（陈先生的序文、审查报告一类便明显无此风格，这些文章仍多为论学之作，却基本取点到为止的手法，尤可证其长篇论著中“牵缠反复”实乃有意为之）。
    多数作者都希望写出流畅清通的文字，王国维和陈寅恪当然不是立意提倡史学表述要追求萦绕和史学印证应尽量琐细，他们不过在条理统系和繁冗琐细之间发生冲突时宁取后者，以期尽量“准确”而接近“真相”（或许还希望藉此表示对读者的尊重并发出欢迎其参与的邀请）（注：本文引用王国维、陈寅恪和傅斯年的论述稍多，是因为他们三位对史学方法的直接陈述较多。若从继承学统计，近世学人之中，章太炎和刘师培的学术气象皆更宏大，其学虽不能也不必仅以史学概括，实涉及史学的方方面面，巨细毕至，大有造于后世史学，或更需要细心体味。）。有时候，也许表述出的史事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原初动态本相。这似乎增添了历史的模糊感，然而朦胧之中反蕴涵着可能更“准确”的“真相”，不正凸显了历史的魅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