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变的一面还是不变的一面更能体现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这是个重大的史学问题。实际上，史家固然可以区分变与不变的两面，恐怕更通常的状态是两者并行而共存，将其区分而考察，也只是为研究方便而已。也许因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讥刺中国历史几千年恒久不变，或者由于清季以还中国人都喜变求变，我们的史学研究也一向是多见变的一面，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只有在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之后，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当然，变与不变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如果能进一步弄清近代中国变的诸多面相，也能从反面或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解不变一面的参照系（注：关于变与不变的并行而共存，承四川大学的王东杰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变的共相之下，许多具体面相的发展变化速度又是不同步的。近代中国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歧性：幅员广阔造成了明显的区域性发展差异，同时还存在着社会变动与思想（或心态）等具体面相的发展变化速度不同步的现象。除一般多已注意的城乡差别外，若可以将发展演变划分阶段，则京、沪和一些口岸或者已到后面的时段，内地则可能尚不同程度地处于前面的时段，或竟在两时段之间。学界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及以此为基础的生计的区域性差异已有大量的讨论（但可研究者仍不少），而中国区域性的地缘文化因素自古较强，特定的区域文化语境对士人和大众的观念、行为所产生的直接间接影响，似可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近代中国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大致已形成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世界”。当时要能够沿社会阶梯上升，已必须按其中之一即山西乡绅刘大鹏所说的“洋世界”的方式进行竞争；区域发展的差异造成了读书人思想资源的区别，导致与“洋世界”信息距离（而非地理距离）的远近常常决定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生存竞争的成败。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论著已经出现，还有宽广的发展空间。
    剧变频仍和多歧性等特征影响了并制约着发展的走向，近代中国不论思想或社会，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社会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由于中国面临的外力全面入侵的问题基本未变，士人对国势不振的关注并谋求解救之道这一总的关怀始终是共同的，而另一大致共同之处即越来越走上激进与趋新之路。学界对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多半因为许多人把“激进”具体到与特定的阶层、人物、思想观念或政治主张直接联系起来，并与对其的肯定或否定“评价”挂钩。其实若将“激进”理解为一种激烈的、主张根本性的变革并希望一举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态度，则激进而且越来越激进应该是近代中国一个不争的发展趋势；民初从“家庭革命”到“佛教革命”等各类“革命”成为口头禅，且为社会精英这一通常最不倾向革命的既得利益群体所不断倡导鼓励，就是明显的例证。
    西潮冲击之下的近代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士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注：所谓全社会形成“一股”趋新大潮，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在趋新。如前所述，尽管变的一面是近代中国的明显特征，由于既存研究的不足，我们尚不能肯定不变的一面是否更深远地影响着当时历史的发展。而且，在明确多歧性这一近代特征的基础上，恐怕很难有任何因素可以囊括或涵盖全社会（比如非汉族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共居区域就有明显的特异性，某些情形未必与汉族为主的区域相类，此点承西南民族学院的秦和平教授提示，谨此致谢）。实际上，本文在使用诸如“思想界”一类群体概念时通常是指城镇区域以“精英”为主（但希望能尽量顾及非精英人物）的“思想界”，而非广泛的全称性概念。在这样的意义下使用这类词汇反映出我们的既存研究疏忽了许多（如果以人数论可能更多）社会群体，本文虽然意在前瞻，其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显然仍受既存研究的制约。葛兆光先生已指出我本人过去研究中的这一缺陷，参见其《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5-146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形象在中国“分裂”而不再是一个整体的“美好新世界”之后，新的崇拜仍未衰减，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争论各方之主要思想武器仍基本是西来的，伍启元甚至认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为中心”，即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清季以还的中西“学战”逐渐变为中西名义下实际的西与西战（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第25页；说详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载《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4-159页。）。
    尊西趋新的流风有力地影响了蒋廷黻、罗家伦等开创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因费正清将其传入本来就喜新厌旧的美国，在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领域得到强化，此后又反过来影响中国，形成一种循环式的推动和促进。结果，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传承了许多“洋世界”的关怀而忽略了相对本土和“落后”的那一“世界”，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之中，尽管这一倾向近年可见明显的改变，晚清开始形成的“新的崇拜”在史学界显然仍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