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不再积极反击新派而规模又小的旧派“世界”，我们过去的注意也相当不够。民初多半生活在上海的所谓“遗老”，其实就自成一“世界”。他们当然也不满意时代的发展，但除少数认真卷入清朝“复辟”活动者外，多数实际上已基本不问政治，而过着一种带有“大隐在朝市”意味的世内桃园生活。这些人的文酒过从之中当然不乏牢骚不平之语，但其所向往的目标、竞争的成败以及关怀的事物，其实与这一“世界”之外的人颇不相同。比如诗文（当然是以同光体为主）的好坏对他们来说其重要性可能就不亚于民国政治中的派系之争或思想界的文体之争。很可能由于这一“世界”的人越来越少“预流”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思想言说，特别是日渐淡出当时的新旧之争，我们过去的史学论述即使在论及旧派时对此社群也几乎是略而不提的。
    既存研究不足的部分也就是还可能发展的部分，本文立足于“展望”，故更多针对研究现状的提出一些希望引起关注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近代史研究者过去的确较多注意时代的“亮点”以及新旧（或“进步”与“落后”）的两极，毕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在20世纪才起步，趋新的面相的确是近代社会和思想言说中的主流，草创时期先抓住主流也是正常的情形。现在新世纪已经来临，在这一学科已渐趋成熟之时，研究者自身就应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以所谓研究“范式”言，任何框架性的诠释都应该以广泛充实的具体研究为基础，今日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体系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比如仍受苏联体系影响），然既存研究似尚不足以支持基本的框架性修改。比如，说近代中国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这一诠释体系就非常缺乏具体研究的支撑；我无意判断这一解释框架是否“正确”，根本是关于所谓“现代化”的论著数量实在有限。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近代中国多变而多歧的时代特征制约了史学研究，使得各类框架性的系统诠释和整齐划一的阶段论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同时，特定的人与事若不置于更宽广的时空脉络之中便会基本失去所谓“历史意义”，甚至难以索解，故每一个研究具体问题的史家有意无意间又多少接受或遵循着某种框架性的诠释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开放的探索。
    然并非每一个士兵都必须成为元帅，一个可供选择的取向恐怕是脚踏实地，走“由虚入实”之路，将研究重心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比如，省府县行政机构的实际运行、各类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状况、城乡风俗的变与不变、各区域文化的异同、乡镇士绅的社会角色（指具体的个案研究而非综合分析）、整体女性群体和包括“先进”与“落后”的特定女性群体（如数量不大的女学生和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区域性的“事件”或全国性事件在不同地区的发生与发展等，都值得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可以预期，主干之外的枝叶、骨骼之外的血肉或者会成为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注：我要强调说明，躯体的骨骼和血肉都同样重要，面向基层是针对既存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多作努力，是不具排他性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对于从慈禧太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研究仍相当不足。所谓“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语），上层史与下层史的研究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互补的，若能两相结合，则所获更丰（关于上层史与下层史的结合承北京大学杨奎松先生指教，谨此致谢）。）。随着各种新领域的开拓、中下层及区域性的机构、事件、群体（特别是一般认知中非正统非主流群体的生活与观念）等受到进一步的关注，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必然会更加丰富而深入。
    学术传统的中断和传承是多面向的（注：或许即因为各类新派实际上长期有着“以资格论人”的旧习气，程度不同但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新派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时有意无意以新形式“复兴”了一些过去居于“正统”的旧传统，民初考据的“科学化”便是一例。传统的考据方法如果不是因整理国故时一度得到强调（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恐怕便更容易“失传”。如果完全从功利的角度言，在“破坏”和反传统长期得到推崇的近代中国，许多传统的不完全中断实际上正依赖于这种现代“复兴”。参见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或许因为20世纪初提倡“民史”的学术传统已中断，或许因为更早的“君史”传统“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近代史仍以政治史（逐渐包括经济史）见长。近年有关政治、经济、外交史等方面的论著开始减少，而以社会史和思想史为主的专门史逐渐兴起，这既有学者的自觉努力，即有意弥补过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学术发展的影响（注：有意思的是，社会史和思想史在今日西方均已呈衰落之势，关于社会史可参见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载《中国学术》第1辑（2000年春）。这篇文章讨论的西方中国研究的发展动向有的已开始影响我们的研究（更多是非史学专业学人的“历史研究”），值得认真阅读。）。惟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虽无形而实深远，因资料、专门知识、学者习惯等多方面的限制，社会史和思想史这类专门史的真正成熟还需假以时日。同时，正如王国维所说，“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王国维遗书》第4册）卷4，第7页。）。各类“新”领域的研究或会使学者对一些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产生新的认识，从而导致一些过去积累丰厚的研究领域（比如政治史）的“复兴”；在厚积的基础上出新，可能更容易做到桐城文派所说的“变而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