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重视出版的连续稳定性。有的会刊尽管品味不低，且登载过一些名篇，但因仅出一、二期即止，作为一份刊物，影响毕竟难以持久。故深知此中三昧的顾颉刚在办《禹贡》杂志的过程中，始终十分注意这点，不仅在自己任主编时身体力行，做到按期出版，还对谭其骧任主编期间出现的脱期现象十分不满，屡加督责。为了使《禹贡》能在社会上继续生存下去，他甚至要求谭其骧在保持杂志基本质量的同时，适当降低稿子录用的学术门槛，刊用一些讨论风俗之类的“软性作品”，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读者。并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把刊物维持下去。（注：此处所引为顾颉刚1935年3月间致谭其骧信大意，文繁不具录，详请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63-165页和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第76-81页。）《禹贡》半月刊之能坚持到抗战爆发，连续刊行82期，与顾颉刚的这种办刊毅力和实干精神显然是分不开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学会会刊，也是如此，如《史地学报》前后持续出五年（1921.11-1926.10），共出21期；《史学年报》前后持续11年，共出12期；《食货》半月刊持续三年，共出61期；《考古社刊》（半年刊）持续三年，共出6期。这一现象表明，保持会刊出版的相对稳定，对其影响的持久与扩大，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
    其次是努力提升学术含量，为了做到这点，不少学会专门聘请专家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负责此事。在这方面，《史学年报》的方法尤足借鉴。在编辑过程中，他们提出：“学术刊物，首重取材。《年报》取材，除揭载燕京大学史学系各教授之著作外，凡毕业生穷年累月钻研之心得与外来各稿，概由主持者将著者姓名慎加弥封，送交编辑委员会各人负责审查。在审查者既不知作者谁何，自可怯爱憎之私，而一本公正之眼光以择别之。合格留之，不合去之。虽有名德硕学，其来稿无足取者，亦在摒弃之列；而精心撰构之作，即令其人姓字无闻，亦必收载。”他们还在1936年11月专门成立了一个稿件审查委员会，由王钟翰、赵宗复、龚维航（皆当时学生）、洪业、邓之诚、顾颉刚、邓嗣禹（以上为教师）等组成。这种匿名审稿制度的建立，应当说为其始终坚持学术本位的高标准提供了有力的程序保障。正因如此，该刊出版后，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四期以后，均告绝版。国内无论矣，即欧美各大图书馆，并皆竞相订购，瑞典、苏俄近亦来函订寄。全美史学会集议挑举中国优良学术杂志十种，哈佛大学出版之《哈佛东方学年报》刊后附中国学术杂志五种，《史学年报》皆厕其列。法国《通报》且于各期发行后，特为著论及之。要非其声光远及，不足以致之也”。（注：佳吉，《〈史学年报〉回顾录》，《史学消息》1卷1期，1936年10月25日。）
    第三是注意锻铸专业特色。综观这些在学术界形成较大影响的学会会刊，还可以发现一个共有的现象，即其中大多具有十分鲜明的专业特色或个性。如《禹贡》之于中国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的研究，《食货》之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考古社刊》之于中国古文字、古器物、考古学和古史的研究，其成就在当时都可说是独步于国内学术界。又如《史地学报》，虽然涉略的范围比较广，不像上几种那样专注于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但在治学上也自具其强烈的个性色彩。该刊经柳诒徵的指导，在“五四”以后学术界主流群趋新潮而鄙弃旧学的风气下，独树别帜，公开倡导弘扬传统，熔铸新旧，史、论兼重而贯之以“通识”的治史路向，虽一度不为新潮学人所理解，然终经自身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等前赴后继的努力，构筑起深厚的新人文主义学统，在现代学术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四）经费筹措与运用。
    学会的运作，须有一定财力为后援。作为民间学术社团，其经费来源大体不出会费、学校和政府文教部门津贴、各类社会基金资助、私人募捐。其中，会费一般不多，低者年仅每人5角，高者达10元，多数则在1至2元间，且往往收缴不齐，难敷学会各项开支之用，更无法组织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学校或政府部门的补贴也有限，且沾溉范围较小。如1942年底暨南大学学生成立史地学会，报请学校“拨予补助费及登记证”，结果“准予每学期由校津贴壹百元”。此百元之歉，较战前币值已贬，至多只能资助该会开展一些类似出壁报、剪报、制作读书报告和参观游览等小型活动。（注：上海档案馆藏暨南大学“史地学会”档，卷宗号Q 240-546-24。）1935年，顾颉刚曾因禹贡学会经费之事求助于教育部，所得仅一次性津贴300元。不得已，次年初又转求于朱家骅，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70-171页。）以顾的社会声望与活动能力，结果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至于社会基金的资助，则因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衰敝无力及这方面机制的落后，对史学这类与实际应用隔着一定距离的基础性研究，尤少顾及。
    然而，对于大部分学会来说，要维持正常运作，特别是举办一些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就只能更多地依靠私人募捐这一渠道。禹贡学会最初主要即靠顾颉刚、谭其骧个人月捐20或40元维持（至1936年8月，顾前后共捐880元，谭为473元），后来又得朱家骅捐500元，辛树帜捐50元，徐中舒捐20元，以及张国淦所捐的办公用房等，才使学会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67、170页；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第67、82页。）而从燕大历史学会《年报》所称“幸赖我史系及各师友予以经济及稿件之帮助，得庆如期出世”（注：《历史学会之过去与将来》，《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7月10日。）的话看，也可见该刊的按时出版，与会员个人的捐款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的是考古学社。该社的活动全靠会费和私人捐款维持，因此，从一开始，就在《学社简章》中对此作了严格规定：“社员年纳社费二元，于每次大会时缴纳。凡不交社费者，作为退出；特别捐款，于必要时募集之。”（注：见《考古社刊》第1期，1934年12月。）以后每期社刊，几乎都要发布催促社员交纳会费的通知或有关人员捐款的消息。1936年4月推举叶恭绰任社长后，第4、第6期社刊均由叶氏资助出版，但即使如此，该社仍称“经费至少，除社长捐募一部分外，仍有不敷”，希望社员在会费之外，量力而行，再出5至10元“维持费”，以助社务正常开展。（注：《社务纪要·社讯六》，《考古社刊》第5期，1936年12月。）学社的《启事》即称：“社员所负之义务有二：一日交费，一日交稿。本社所恃以联络情感、互通消息者，厥惟社刊；所恃以印行社刊者，厥惟社费。社费不交，则社刊不能出。社刊不能出，则本社瓦解。”（注：《本社启事》，《考古学社社刊》第2期，1935年6月。）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固然是其成立学社的初衷，然若无一定经费的支撑，学社终将不复存在--这就是他们对现实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