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会的基本活动。
    史学会的基本工作，陈训慈曾将其归纳为：“（1）整理旧史，如考证真伪，规定正本，分别门类，刊行秘本等。（2）编订新书，如编辑通史，订定教本，发布书报，印刷影片等。（3）探险考察，如考古旅行，采访古迹，掘地发藏，调查统计等。（4）保存古物，如搜罗古钟鼎彝器、古币古瓦古书古器等。（5）组织图书馆、博览室，供学者及社会之参观与研究。（6）参预近史，a、促进清史之编定；b、发行年鉴为研究资料；c、搜集无人注意之物、可为最近史之史料者。”（注：陈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史地学报》1卷2期，1921年。）实际上，各学会因所处层次、条件及会员构成的差异，活动方式和侧重面往往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高校史学会的活动比较侧重于研究型学习的引导，对举办专家讲演、古迹参观与实地考察，往往最为看重。燕大历史学会的做法颇具代表性，他们举办的学术讲演和史学座谈会，包括了蒋廷黻、罗家伦、裴文中、张东荪、张尔田、邓之诚、洪业、钱穆、姚从吾、孟森、容庚等一大批校内外名家；其会员的参观活动，不仅遍及北京地区的古迹，还包括北大国学研究所收藏的明清档案、地质调查所陈列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和陶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殷墟考古发掘物，以及河北怀安汉墓的出土物等。与此同时，顾颉刚等还时常亲临现场担任讲解，使会员“目睹先民之遗泽，益发思古之幽情，所得印象之深，远出书本之上”，（注：《燕大历史学会一年来工作概况》，《史学年报》第2期，1930年11月。）收到了很好的专业学习效果。
    一些以中学教师为主或中学组织的史学会，则更注意从历史教材、教法的改进以及引导历史知识的学习等方面展开活动。如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时，即将其会务定为讨论史地研究方法之教材与教法、举行史地演讲、编订史地参考资料等数项。（注：《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图书展望》第4期。）一年以后，又确定以草拟中学史地科设备标准、赞助本省史地展览会、举行时事讲座、续印史地参考资料等为主要工作。（注：《文化简讯》，《图书展望》2卷3期，1937年1月。）
    至于那些专业层次较高的学会，其活动往往直接围绕着学术前沿的研究展开。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一成立，便确定以新近在杭州古荡、湖州钱山漾、绍兴、常州奄城、金山戢家墩等地发现的古石器陶器为契机，推进江浙一带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藉以明了历史演化及先民生活之情况”。为此，该会调查委员会特函聘各县教育局长为当然委员、各县中小学文史教员担任调查委员，发动他们在当地广泛查访，一有发现，立即函告，“如认为有发掘的必要，则由本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办理”。（注：《吴越史地研究会昨成立》，《申报》1936年8月31日。）同时通过举办古物陈列展览和出版专刊与丛书，向学术界展示工作成果。其所发布的考古报告，如施昕更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吴越史地研究会专刊《古代文化》第4期）和《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浙江省教育厅刊印）、西湖博物馆与吴越史地研究会合编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何天行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以及《吴越文化论丛》等对古荡、良渚两古文化遗址的开创性研究，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1936年12月，日本东京人类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杂志》在介绍《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和《金山卫访古记纲要》（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二）两书时即称：“这次中国人自己又介绍浙江省石器遗址给世界的学术界，想不到这枯寂的领域里，竞投进了一颗光明，这实在是件可喜的事”，并认为这些成果的发布，“在考古资料中是极有价值的”。禹贡学会在成立时计划藉众手之力完成几项任务：一、从散漫而杂乱的故纸堆中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二、把研究成果用最新绘法，制成若干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三、编一部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四、对历代正史地理志作一番详密的整理；五、辑录地理书籍中的各种文化史料，作专题研究；六、提出若干自然地理的问题，征求科学家的解答。（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禹贡》1卷1期，1934年3月。）从当时看，也无一不属学科前沿的重大课题。
    （三）会刊的编辑与出版。
    在学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编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可以说是一项最为常规的工作，它既是展示学会活动成效并提升其专业层次的标志物，又是向社会传递某种学术主张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几乎都有自己的会刊或编刊计划，其间虽因经费或稿源等条件的限制，有的未能正式出版，有的时断时续，但质量高且影响深远者仍不在少数。如南高史地学会的《史地学报》、燕大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禹贡学会的《禹贡》、食货学会的《食货》、考古学社的《考古社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运作的机制看，这些会刊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主要是注意了这样几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