⑩1922年北大史学会初建时，朱希祖曾倡议办一《史学杂志》作为会刊，但似乎一直未能正式出版。本刊1937年3月创刊于北平，第2期1939年6月出版于昆明，仅出2期而止。回视前者，不免有人事俱非之感，但考虑到的成员一般均因学生新陈代谢而流动不居，即使中断后重建亦仍不妨视为一脉相承者，故仍列于此。
    （11）此北师大史学会理论上应视为前列1931年6月北师大史学会之延续，但因该年7月起北师大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合为一校，此后人员等情况变化较大，年代又相隔6年，刊名亦复不同，故仍列入。
    抗战期间，尽管国内高等教育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史地教育却因在激发民族爱国热情中的特殊作用，并未遭到削弱，高校史地学会的建设甚至还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向。1940年，国民党教育部成立了“史地教育委员会”，在5月14日召集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其所确定的“改进大中小学史地教育事项”，便把“辅导各专科以上学校组织史地学会”列为首项，提出“为谋全国务专科以上学校史地教育之开展，……令各专科以上学校从速组织史地学会。其已设有历史学会、地理学会或史地学会者，着将该会章程及讲演记录、会员、职员名单、过去出版刊物及未来工作计划等件克日呈部核定。前已收到国立师范学院等十余校史地学会章程及工作报告等，经分析国立师范学院、私立金陵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湖北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校史地学术研究团体工作报告，并分别补助及指示改进之意见，其余各校现仍陆续寄到。”以后几年，又陆续收到国立东北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校史地学术团体的报告，经审查讨论后，均“分别函示应予改进之点，并酌予壁报津贴及出版津贴”。针对各校史地学会的组织或活动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该委员会还就加强学会操作的规范性，从人员组成、活动方式和经费资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各学术团体之名称组织多不一致，已由会分别令加调整。各学术团体之主持人物多为学生本身，今后拟饬教员共同负责，并使多请系外员生参加；各学术团体多数均有学术讲演及校外考察之活动，甚有成绩，拟饬抄缴记录报告，酌予汇印分发以资观摩；各校会员志趣既同，理宜互通生气，拟汇编一总名册印发各员，以资彼此联络，兼为本部今后培养史地人材之一行政资料。”（注：《史地教育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5-467。）高校的史学专业学会建设可以说已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的阶段。
    二、地方学会与全国总会
    随着高校史学会的蓬勃兴起，一些地方也开始酝酿成立此类学会。首先关注此事的，便是一批从高校史学系或史地系毕业走上社会的专业人员。其中，较早形成这类自觉意识的当推柳诒徵、陈训慈、张其昀、向达等人。陈训慈在1921年就撰文指出，“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它对推动史学发展、开展中国文化的系统研究、有计划地保存和扩充史料，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并建议史学会“可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筹集经费，建筑会所，然后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注：陈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史地学报》1卷2期，1921年。）1925年3月，东南大学发生学潮，柳诒徵因对事态不满辞职，于6月携缪凤林、景昌极、郭斌和等离开南京，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而此时该校史地学会的骨干也多已毕业离校，遂使其一时失去主心骨而趋于涣散。为继续发扬南高史地学会的精神，张其昀、向达等乃于1926年初组织“中国史地学会”，共推柳诒徵为总干事，并在同年底出版了会刊《史学与地学》。“中国史地学会”的会员虽散居各地，如向达、张其昀在上海，陈训慈在浙江，柳诒徵在北京女子大学任教，缪凤林等远在东北，但仍得以通过学会长久保持了学术上的相互联系。他们的活动圈子和特重发扬传统史学优长的治学倾向，实际上正可以看作是南高史地学会的继续。1927年夏，柳诒徵重回南京，其弟子范希曾、向达、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张其昀等也相继调至南京。旧友重逢，更激起他们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共创事业的宏愿，遂于1929年初倡议建立了“南京中国史学会”，同时发行会刊《史学杂志》。在《发刊辞》中，柳诒徵称：“往偕诸生倡《史地学报》，嗣又倡《史学与地学》，皆骈列史地，犹昆弟孪生者然。去年张子其昀倡《地学杂志》于大学，今年缪（凤林）、范（希曾）、陈（训慈）、郑（鹤声）诸子又与张子倡《史学杂志》，盖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专其简策之通轨也。”（注：柳诒徵：《〈史学杂志〉发刊辞》，《史学杂志》1卷1期，1929年3月。）对原中国史地学会随着学科自身发展而分为中国地学会和南京中国史学会的缘委作了说明。这个史学会，从其成员构成和活动区域看，显属地方性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