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史学会，学术上却无明显作为。究其原因，当与官方推动此事的初衷有关。亲历此会的顾颉刚后来在日记中便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次中国史学会之召集出于教育部，电滇黔粤各校教授前来，花费殆十余万。说教部提倡学术，殆无此事。有谓延安正在鼓吹史学，故办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予与今教长（指陈立夫）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然开会结果，予得票最多，频作主席，揭诸报纸，外人不详其实，遂以为我所倡办矣。使教部肯出钱、许作事，则我担负其责固无不可，若只为挂牌子计，并不想作事，更不许我作事，则我代人受过亦何必。（注：转引自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历史文献》第4辑，第221页。）
    从官方的立场看，出钱推动这样一个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实现对学术界控制的目的自然要较发展学术本身重要得多。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对官方操纵此事表示不满的，在当时远不止顾颉刚一人。差不多两年后，这一后遗症依然存在。1945年初顾颉刚从成都致陈训慈的信中即提及这样一件事；“此间史学界同人于元旦举行团拜，并商组织史学分会事，已议决推选蒙文通、束天民（即束世澂--引者注）、李思纯、郑德坤等几君为筹备委员。在筹备期间，不免花钱，以是甚望总会方面能筹拨若干（迳寄四川大学束天民、李思纯两先生），俾得推进其事。前年总会成立时，未邀请成都人士，至今此间人犹耿耿于心，元旦开会时，竟有某君提出不承认总会之说，所幸在场诸人深明大义，未经附和。今若口惠而实不至，则裂痕益深，非史学前途之福也。”（注：顾颉刚：《致陈叔亮（训慈）》。此函原件为陈训慈先生藏，信末未署年代，仅书“一月十日”，从内容分析，当作于1945年初，时顾氏方任课于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秋季至1945年春季），陈氏则居重庆，并任史学会常务理事。）显然，这种全国史学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的裂痕是很难弥补的，因为它的背后实隐伏着当局意图和民间学人意识间的深刻分歧。
    三、学会的运作及其学科建设意义
    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就其组织形式而言，大体可分三类：一为杂志报社型，这类学会往往圈子很小，成员不多，且无正式会章，其主要工作几乎皆围绕着杂志或会刊的编辑工作展开，如中国史地学会、南京中国史学会、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和济南历史学会等皆属之。二为松散型，此类学会的规模也许不小，但会员无正规入会手续，既不选举或组织专门的学会机构，也不定期召集会员会议，食货学会便是一例。三为规范型，其组织程序与活动皆能按照现代学术社团的基本规范行事。应当说，当时出现的高校史学会和其他史学专业学会，大多属此类。本文对其运作机制的考察，即以此等规范型学会为主。
    （一）学会的人员组成和机构设置。
    鉴于社会上从事或关注史学研究的人不多，大部分史学会为保持一定的人员规模，对会员接纳标准都较宽松。如1929年初朱希祖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就因“社会上专门研究史学者，视他种学术更鲜，故该会对于会员之资格，取宽大主义，从事提倡，以为真正史学会之先导”。（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公报》1929年1月15日。）在高校内，除史地专业的师生外，外系师生只要本人有兴趣，一般也接纳，即使是已毕业高校，并与学会中断联系的会员，有的学会也愿保留其会员资格。当然，也有少数学会的会员接纳标准比较严格，如1943年重庆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因作为有官方背景的全国史学总会，规格较高，其会章规定会员分甲乙两种，甲种会员须大学讲师和研究院所助理员以上，或有史学专著之人方有资格；乙种会员须具有专业背景之大学生、研究生、专科学校史学助教及中学任历史教员五年以上者方符要求。（注：《中国史学会章程草案》，见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一文附录，《历史文献》第四辑。）也有的学会，入会资格虽不严，但对入会后未能履行会员义务者，却有随时除名的规定。如考古学社每年在会刊上公布的“社员名录”及“续录”，对不能按时交纳会费者，即“通知退出”。（注：《本社启事》，《考古社刊》第2期，1935年6月。）不过，大多数史学会似乎没有这样严格。
    史学会的组织机构，除分研究、出版（或编辑）、讲演、文书、总务等股各司其职外，有的还根据实际需要，设有一些特别委员会以展开工作，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为加强对江浙一带古物、古迹的查访，就专门建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此事。（注：《吴越史地研究会昨成立》，见《申报》1936年8月31日。）学会的日常事务，由每年（或半年）一度的会员大会选出的理事会主持。有的学会因人员分散全国各地，年会期间许多人往往无法到会，为充分征集会员公意，还采取了通讯投票的方式。如考古学社1936年度的执行委员会换届选举，即将印有新一届执委会候选人名单的选票事先分寄会员投票，至期集中统计公布，从十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正式成员和三位候补人员。（注：《考古社刊》第5期“社讯六”和“社讯七”，1936年12月。）这种方法，不仅较好体现了现代学术社团组织程序的民主性，也增强了学会对各地会员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