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北平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史学会的筹建活动。影响较大的有1932年10月成立的北平史学会。据报道：该会由各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学生发起，成立当天，到会者达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会议由谭其骧任主席，朱士嘉为记录，议决以谢兴尧、谭其骧、丁迪豪为文书股干事，柴德赓、陈均、张德昌、戴邦伟为事务股干事，吴晗、朱士嘉、邓嗣禹、李树新为出版股干事。并拟聘陈寅恪、陈受颐、陈垣、顾颉刚、邓之诚、陶希圣、洪业、胡适等18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定于次年元旦出版会刊。（注：《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不过，这本会刊并未如期出版，倒是文书股干事丁迪豪以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的名义，1933年1月主编出版了一份《历史科学》杂志。在同年3月底出版的1卷2期中，该会又改名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公开打出了另一个地方性史学会的旗号。从杂志看，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除丁迪豪外，尚有郭昭文、萧桑等人。其主导思想，则明显地倾向唯物史观。他们认为，当时史学界存在三种不良倾向：一是将古书记载当历史，只知寻章摘句埋头考证，其实距历史真相甚远；二是从玄想和自由意志出发空谈历史；三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有关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把活历史填入死公式。并表示：“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之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注：《〈历史科学〉创刊之辞》，见该刊1卷1期，1933年1月。）本着这一立场，他们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有批评，亦不乏同情，称“郭著尚在草创时，固多荒谬，亦有推动风气之力。胡适命运，始动摇于此矣”。（注：周木斋：《致丁迪豪》，见同上1卷3、4期合刊“读者通信”，1933年6月。）但谈及陈垣、胡适及王国维等人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则情绪对立，至有出口谩骂者。（注：某君：《致丁迪豪》，见同上1卷5期“读者通信”，1933年9月。）从打造“科学的历史理论”和“唤起民族精神”的宗旨出发，研究会雄心勃勃，计划分期出版“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世界史学界鸟瞰”、“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满蒙史研究”、“西北史地研究”等专号，同时组织开展各大学历史系和各地历史名胜等调查。还设想从第2卷起重点开展亚细亚生产方法、专制主义、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以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专题的探究，并拟刊行《中国农业发达史》、《近代中国工业发达史》、《中国商业资本主义之史的研究》、《中国历代发明史要》、《历史教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丛》等六种丛书。这种强调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治学倾向，与北平史学会其他大部分成员比较起来，显然存在着很大差异。也许，这正是丁迪豪等从北平史学会中分离出来另建“历史科学研究会”的主因。
    此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性史学会还有浙江中华史地会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前者1936年1月12日正式成立于杭州，同年12月27日改名浙江史地学会。发起人为陈训慈，主要成员有王孟恕、李絜非、顾穀宜、董世桢、胡健中、苏毓棻、陈贻荪（以上9人为理事）、刘文翩、蒋君章、陈豪楚、何敬煌、范晓江（以上5人为候补理事）等。会员多系浙江各地史地教员，初仅40余人，后发展至七八十人。学会高揭“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之宗旨，提倡“一、努力于民族本位的史的研究，二、增进中小学史地教学之改进，三、普及史地智识以贯注于一般民众，四、希望以此推进本省学术研究之风气，以与建设事业同其迈进”。（注：《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举行成立大会》，见《图书展望》第4期“文化简讯”，1936年1月。）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后者由吴稚晖和卫聚贤1936年3月发起组织于上海，初名吴越史地会，后改名吴越史地研究会。同年8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江浙各地会员60余人到会，共推蔡元培为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任总干事，评议和理事百余人，皆政、学两界名流。学会设总部于上海，并在江苏、浙江两省设立分会，各县设立分会。会章规定“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主张藉考古发掘手段与成果，研究江浙两省古代民俗及文化。（注：《吴越史地研究会昨成立》，见《申报》1936年8月31日。）所编印的专刊《古代文化》和《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体现了这一基本方针。
    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地方史学会大多持续时间不长；有的则规模欠小，如南京中国史学会和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严格而论，都还不能当地方史学会之名。而1937年2月至6月，孙次舟等打出“济南历史学会”的旗号，发行了一份《历史与考古》的杂志，前后共出四期，其性质也雷同于此。相比之下，当时更具规模且组织较稳定的倒是一些专业性更强的史学分支学会，禹贡学会、食货学会和考古学社，便是其中的代表。
    禹贡学会是我国现代第一个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学术团体，1934年2月由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于北平，目的在于推进中国沿革地理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成员以北大、燕大、辅仁三校学生及平津地区史地学者为主，其初工作主要集中在编印《禹贡》半月刊。以后影响日大，人员渐多，至1936年5月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时，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参与其事者除顾、谭两人外，还有冯家昇、钱穆、唐兰、王庸、徐炳昶、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白寿彝、张维华、史念海、韩儒林、吴晗、杨向奎、周一良、吴丰培、侯仁之、童书业、王静如、蒙思明等一大批史地学界精英。活动也扩展到组织边疆地理考察，编刊《边疆丛书》、《游记丛书》，绘制历史地图等多方面。抗战中，会员星散，学会被迫陷于停顿。1946年恢复活动后，声势虽已大不如前，但仍坚持到1955年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