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中国各类史学会的兴衰中，我们还可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凡运作较好、影响较大的学会，大都具备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大部分成员的学术志趣总体上比较志同道合。学会作为一个会员间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的知识团体，如果参与者的学术理念乃至处事为人彼此分歧太大且难以磨合，必然会影响到该团体的稳定发展。有些学会成立时似乎意气风发，人强马壮，但其行不远，甚至很快消声匿迹，个中原因，便与此有关。顾颉刚就曾为此大发感慨，说自己参加过的新潮社、朴社、景山书社、技术观摩社等都不能善终，使之深感“伤心”，甚至激愤地说出：“中国人为什么竟不能合作？我为什么永远找不到一个合作的伴侣？”（注：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第79页。）其所点出的，也正是当时知识界的这类顽症。在现代中国的各类民间史学会中，一些专业性特强、会员学术志趣又比较一致的学会，如禹贡学会、食货学会、考古学会等，往往比成员构成庞杂的“北平史学会”、“中国史学会”等显得更有生命力些，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二是有一个出版稳定并办得较好的会刊。会刊犹如学会的喉舌和旗帜，一个学会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与其会刊塑造的形象有关。运作较好的学会，加上特色鲜明而质量较高的会刊，必然相得益彰，从而大大拓展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度，如南高史地学会、燕大历史学会、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等都是如此。反之，学会人员的组合再强，如没有一本持续出版的会刊，其社会影响也会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如泥牛入海，难觅踪影。大多数高校史学会以及北平史学会、北平“中国史学会”的经历便说明了这点，三是经费筹措比较成功。燕大历史学会、禹贡学会、考古学会等得以保持较长时期的正常运作，与其在这方面的惨淡经营是分不开的。而不少学会之难以持久，包括会刊的难产、停刊和某些研究计划的中断实施，实际上也都与经费不继的困扰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些经验，对于后来的学会建设多少具有示范或借鉴的意义。最后还应指出，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发展，虽因战乱与时局动荡的影响，颇见坎坷，但在推进中国史学现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这种作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至少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它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民间学术合作之风。中国传统史学之运作，本不出私家撰史和官方设局控制两种基本模式，前者较具个性但规模较小，后者虽有规模而多无个性，观念上亦唯帝王或朝廷意志是瞻。受到现代民主和科学洗礼的新史家，既不屑于旧日官方史局的运作模式，又深感随着历史视野和史料观念的不断拓展，个人闭户自研，其眼界和能力皆不免有所局限，因而亟盼建立一种联络民间同道、合力推进学术的新机制，使学者既得保持个人研究之自由，又能在自愿协作的条件下，集众人之长，组织实施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如吴越史地研究会在江浙一带的古文化遗迹调查和考古活动、禹贡学会组织的边疆地理研究和“后套水利调查”等，都是凭借着学会集体力量，才得以实现的。
    第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史学流派和某些新兴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由于现代历史学会采取的是一种群体性的学术活动方式，特别是当某一专业方向或学术理论被学术团体所认同，并转化为一种集体的实践之后，其所发出的声音便易被放大，从而对社会或学术界形成一种冲击力和群体效应。因有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而形成所谓“禹贡派”和“食货派”，进而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和中国经济史等新兴分支学科的崛起，便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第三，通过学会这一自主性很强的学术组织活动，为锻炼培养年轻史学专才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从现代中国史学会的实际运作看，无论是高校还是民间史学会，都吸纳了大量的在校历史系学生，其中不少还担任了学会的负责人。这些学生，在刚开始加入学会时，虽不免有些稚嫩，但却生气勃勃，富有上进心。参与学会工作，使他们较早有机会通过各种自主的学术组织工作和研究活动，在实践中迅速得到提高。许多当年参与学会活动的青年学生对此都深有感受，如燕大学生侯仁之在回忆中称：《禹贡》半月刊创刊时，他正读大学二年级，顾颉刚让他写一篇习作，题为《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寖》，成稿以后，能否发表，当时并无信心，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篇习作，很快就在《禹贡》半月刊上登载出来。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写作的了。这件事大大激励了我，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注：侯仁之：《回忆与希望》，《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树民、杨向奎、史念海等人也都有类似的回忆。（注：见王树民《纪念禹贡学会》、杨向奎《回忆〈禹贡〉》（均载《历史地理》创刊号）和《史念海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第4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又如南高史地学会的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燕大历史学会的齐思和、朱士嘉、王钟翰等，也都通过学生时期参与学会工作的锻炼，很快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其中不少人，后来还成为我国史学界各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也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学术团体实际上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之外另一条培养史学专才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