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学会是一个以倡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旨的专业学术团体，由陶希圣发起于1934年12月，所主编的《食货》杂志也在上海同时推出。学会无定期举行会员会议的规定，组织相当松散。从《食货》的基本撰稿和通讯队伍分析，骨干包括陶希圣、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傅安华、杨一中等，至于松散型会员，则最多时可能达百余人。1936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后，陶希圣也一度考虑仿效其法，采取确定会员会籍、征收会费、召集会员大会、选举理事等措施，使学会的组织体制趋于规范化，但始终未能如愿。学会依托《食货》杂志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以及断代经济史和古代寺院经济，赋税、财政、手工业、行会等专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开拓工作。主要成果除见于《食货》外，还包括北大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集的《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篇》、陶希圣主编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和《南北朝经济史》（陶希圣、武仙卿著，上海商务1937年版）、《唐代经济史》（陶希圣、鞠清远著，上海商务1936年版）、《唐代财政史》（鞠清远著，商务1940年版）。抗战爆发，《食货》出至6卷1期停刊，会中骨干随之风流云散。陶希圣本人在经历了一场翻云覆雨的政治变故后，直到1946年7月，才拉着曾謇在其主编的南京《中央日报》开辟一个《食货周刊》，企图重拾旧业。但仅仅两年，就因国民政府的溃败而黯然结束了他在大陆的活动。
    考古学社成立于1934年。6月，容庚、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王辰、周一良、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人倡议建立金石学会，9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定名为考古学社，推举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五人为首届执行委员，负责编辑《考古学社社刊》。（注：《社务纪要》，《考古社刊》第1期，1934年12月15日印行。）1936年4月，又增设社长，由叶恭绰任之。该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注：《学社简章》，见同上。）自成立至抗战前的三年间，共出版《社刊》六期，篇幅由最初的56页扩充至400多页，发行量也由500册增至1000册。与此同时，学社还筹资刊行了学术含量很高的《考古专集》17种和《考古丛书》甲编二种、乙编八种，有力地推进了国内金石考古学和古文字、古史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社员开始仅35人，一年之内即增至八九十人，到抗战前夕，已发展到141人。从各期《社刊》公布的“社员名录”和“续录”看，成员中虽然也包括梁思永、董作宾、徐炳昶、何士骥这样一些真正从事或参加过现代田野考古的人员，但大多仍属一般古文字、古器物及古史研究者。可见这里所谓的“考古”，历史学的气息显然要比现代考古学的意蕴来得更为浓烈，或者可以说主要就是以历史学辅助学科的面目出现的。这样一种“考古”学会的构成，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由传统金石学逐步向现代考古学过渡时期的特征。对此，学社的一些社员也有所意识，刘节便认为传统金石学“既无严格的范围，又无一定的方法。从前学者们所得到的古器物，大半出于盗掘，连最重要的出土地点一项也弄不清楚，遑论其他”。而现代考古学则“都是依照科学律令，作有系统的发掘，成绩已斐然可观”。因而要求社员认清现代学术的这一发展趋势，自觉加强两者的分工合作，共同推动研究的深入。（注：刘节：《考古学社之使命》，《考古社刊》第2期，1935年6月。）
    应当看到，这类学会的人员构成开始虽多以一地为主，但其后的发展，却都显示出向全国扩张的势头，只不过因受专业的限制而尚难照应到史学的其他层面罢了。有鉴于此，从20年代起，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便不断发出各种倡议乃至实际的组织活动，试图建立起全国性的史学会，以应现代史学发展之需要。
    1929年1月13日，朱希祖等便曾联合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6校史学系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等专家共94人，发起成立过中国史学会。会议选举朱希祖、陈垣、罗家伦、钱玄同、王桐龄、张星烺、沈兼士、陈衡哲、马衡9人为委员，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鋐、翁文灏五人为候补委员。（注：朱偰：《朱希祖年谱》，《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由朱希祖任学会主席，下设编译、征审、出版、图书四部，计划组织各种专题研究，出版《史学季刊》及史学丛书，开设定期讲演等，并逐步将学会“扩充至全国，其第一步，先将各大学史学系及史地系毕业生散在各省者加入为会员，再由委员会敦请国内外对于史学有贡献之学者为名誉会员及通讯会员”。（注：《中国史学会成立》，见《大公报》1929年1月15日第5版报道。）可见其建立全国性史学会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遗憾的是，该会成立后，不仅原定的各项计划均未付诸实施，连其自身也很快趋于消解。以致燕大历史学会在当年7月发表的《历史学会之过去与将来》中，仍把“联合他校史学会创办中国史学会于北平”作为“有待未来之努力”的事业之一，（注：《史学年报》第1期，1927年7月10日。）竟如年初北平未组织过“中国史学会”一般。究其原因，或与当时北平高教界的动荡局势有关。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北平9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中华大学。8月，又改为北平大学，隶属北平大学区。此举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一时学潮风起，校内原先隐伏的各种人事派系矛盾也借机窃发，年余不息。1929年9月，连作为北平“中国史学会”主席的朱希祖也因遭到学生会的公开指责而一度要求辞去北大教职。（注：时学生会指斥朱希祖、马裕藻的主要罪状当系把持系政、排斥异己，认为1929年8月北京大学恢复校名后，流散各地的不少原北大名教授未能返校任职，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故北大代校长陈大齐（百年）在劝慰马、朱两人继续留校任职之函称“察蜚语之起，由于旧教授未能全返，于是有误会先生在内阻挠者，不知散居南北各处之同人，齐（陈大齐）曾再三电催返校授课，以各有职守，未便中道违弃，致未能全体返校。覆电俱在，不难取证。此乃齐数月来焦虑苦思、无方延致之事，又岂他人所能左右。总之，悠悠之口，本不足凭。”（《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见《北大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关于此事的分析，可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章“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不严重影响到该会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