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已经提到的皮埃尔·戴伊（Pierre Daix）和朱利亚纳· 杰梅利（Giuliana Gemelli）的著作中对布罗代尔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的经验所起的作用只 给予有限的地位就足够了，而另一方面，关于北美篇章及其在法国本身所造成的学术机 构方面（institutional）的影响，除上述Giuliana Gemelli的著作外，还可参阅Brigitt e Mazon,Aux Origines de l’E.H.E.S.S.Le rōle du mécénat américain,Ed.du Cerf,1988.和Lutz Raphael Die Erben von BAloch und Febvre,Ed.Klet-Cotta,Stut tgart,1994。所有这些著作明显地偏重于叙述学术机构史方面的内容。
    ②这并非“偶然的奇想”或只在一个场合说过的话，这个事实可以从布罗代尔曾多次 重复过这一想法的基本精神来证实。例如，除上面转引的两段话--第一段话见Une le con d’histoire de Fernand Braudel,cit.,page 203，第2段话见对他的采访（“Unevie pour I’histoire,in Magazine literaire,cit.,”）之外，还见于前面也引用过 的“个人证言”（Personal Testimony）或采访记“Primeiras Historias.USP,50 anhos :lembrancas de um pioneiro francés”。
    ③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文章“Rernand raudel,América Latinay Brasil”中仅仅初 步地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④关于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之间的这次论战，除参阅第31页的注外，还可参阅乔瓦尼 ·阿里吉（Gioranni Arrighi）的文章“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Ret hinking the Nondebates of the 1970’s”in Review,vol.21,No.1,1998。
    第三，在两种情况下，最初的交流途径都是与这种不同环境中的史学或社会科学界的 某些“先锋派精英”进行交流。然而尽管在两种情况下最初的媒介都相同，但这些精英 分子在各自的史学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则迥然不同。我们在谈论前面提到的《美洲杂志》 （Cuadernos Americanos）、《历史评论》（Revista de Historia），《世界印象》（Imago Mundi）或秘鲁历史学会（Sociedad Peruana de Historia）的核心人物时，我们谈论的是一批在各自国家的文化界起着重要作用的精英，一批声名卓著的学术精英。
    在美国，这些知识精英集团的作用似乎比在拉丁美洲要不稳定和不正规得多。在他们 的文化中，他们的地位并不持久而更多地靠机遇。这种不稳定性也表现在起作用的是“ 抢先者”而不是这些精英集团所研究和吸收的那些作者和思想。布罗代尔的著作的传播 似乎正好说明这一点。其“媒介”传播与其说是靠这些精英集团的中间作用，不如说是 在这些精英集团的边缘进行，在一个似乎完全与布罗代尔同前面提到的史学界先锋派原 来的接触完全无关的进程中进行。
    这样我们就可得出第四点一般性看法。因为除了布罗代尔的著作和文章在美国和拉丁 美洲的单纯数量上的传播外，人们自然会问他的著作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史学研究究竟有 多么深远的影响。由于在上述作比较的两个地区史学界先锋派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布 罗代尔在这两个地区的史学界发挥影响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在拉丁美洲，这一影响似 乎深远而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随着年鉴派以及布罗代尔为史学界先锋派和精英集团所 接受，他的著作就不仅拥有了大批的评论者、读者、追随者以及受其启发的历史学家。 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过去40年来拉丁美洲史学界所撰写的绝大部分重要的和有 创新精神的著作，除其他影响外，也应包括在布罗代尔的学术遗产中。①
    而在美国，布罗代尔的影响虽然也重要，但比起在拉丁美洲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次要 的有限的。因为布罗代尔著作的大量传播，虽然已成为一系列特定的史学研究领域中的 必读材料，但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著作在北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们日常的史学见解和实 践中明显占有上风。因此，除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这一特殊情况（其成果只有在了解 布罗代尔的背景的情况下才可以理解），②以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等处的一些核心集团之外，在许多情况下，北美史学界仍然忽视本质，或 者说只是在形式上接受布罗代尔的主要信息。
    注释：
    ①如仅举几个可能的例子，可考虑下面一些作者的著作。如墨西哥的恩里克·弗洛雷 斯卡诺（Enrique Florescano）和安东尼奥·加西亚·德莱昂（Antonio Garcia de Leon） ；智利的阿尔瓦罗·哈拉（Alvaro Jara）；秘鲁的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Heraclio Bon illa）和曼努埃尔·布尔加（Manuel Bruga）；巴西的西罗·弗拉马黑昂·卡尔多佐（CiroFlammarion Cardoso）；阿根廷的何塞·路易斯·罗梅罗（Jose Luis Romero）和哥斯达 黎加的埃克托尔·佩雷斯·比尼奥利（Hector Perez Bignoli），等等。所有这些著作都 受布罗代尔的著作的影响。
    ②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看一下前面注释中引用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著作即可。 另外还有他的书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Ed.Polity Press,Cambridge,1991。以及 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书The long twenty century，Edl Verso,New Y ork,1996。
    一个不同的情况或许可以说明这种显然自相矛盾的现象，即布罗代尔的著作在拉美国 家很快即被翻译为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但以普通版本印刷，发行量也一般。而在美国 ，它们虽然翻译得很慢，但以袖珍版印刷，发行量即是在拉丁美洲所无法想象的。①
    最后第五点，布罗代尔的著作在拉丁美洲传播是在1968年以前，而它们在美国传播则 在以后。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它们何以在北美传播。因为1968年改变了所有世界各国 史学界联系的方式，使他们都向其他国家开放，扩大了所有史学流派的国际交流、借鉴 、移植和传播。
    如果说这种普遍的开放激活了布罗代尔的学术信息在美国的传播，那么，它还由于北 美史学在1968-1973年以后所发生的激烈转变而得到加强。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本 人所阐明的，在美国，1972-1973年以后的时期是从无可争辩的霸权控制状况过渡到霸 权地位衰落的状况。在文化领域，这种转变表现为一种北美文化及其“美国生活方式” 更加开放和乐于接受学术贡献，因而乐于接受法国的一般文化，诸如米歇尔·福科、雅 克·德里达或过去20年里结构主义的影响。
    那么，如何解释布罗代尔在拉丁美洲和在美国的影响之重大不同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在 这位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与上述南北美洲社会的交流中明显存在的差异呢？
    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和不平衡可以从相应于拉美和北美这两个美洲的两种不同的“长 时段文化意识”（cultural sensitivities of longue durée）来加以解释。因为布罗 代尔本人就曾说过，欧洲内部存在着两上不同文化的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两个不同的 欧洲，一方是地中海欧洲，即罗马和天主教的欧洲，另一方是北方，日耳曼和基督教的 欧洲。布罗代尔曾明确指出“北欧和南欧在大西洋彼岸重新形成了它们的分歧和对立” 。由此表现出拉丁美洲为一方，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为另一方双方明显不同的文化渊源 --只有法语魁北克是惟一例外的。②
    这样，我们对下列事实就不会感到惊奇：在拉丁美洲，来自地中海欧洲文化的贡献很 容易被接受，而且毫无困难地被融入我们的文化传统体系，甚至我们的日常习俗之中。 再加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乃是我们的文化特性赖以建立的支柱，法国革命在全球的影 响又无处不在，而这一影响在拉丁美洲比在世界其他地区更加强烈，因此法国文化居于 最根本和最悠久的外来影响的地位。因此，法国文化在拉美的这种存在便符合一种真正 的“长时段的文化现实”（cultural reality of longue durée）。在过去二百年甚至 更长时期内，拉丁美洲知识界和政界的精英们比起任何其他地方来更把眼光投向法国本 土。因此，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和文章能够在所有拉丁美洲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被 如此迅速、如此深刻和如此坚决地接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注释：
    ①仅仅为了说明这种看法，也值得回顾一下下列事件：《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 中海世界》原版出版后仅4年即在墨西哥被翻译成西班牙文，而在23年后才被译为英文 。《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在墨西哥和法国同时发表，13年后才被译成英文。《现 实世界》一书1963年在法国出版，1966年译为西班牙文，而迟到1980年才译为英文。最 后《历史文选》一书1969年以法文出版，一年前即以西班牙文出版，而在11年后的1980 年才被译为英文。
    ②关于这两个欧洲的首次论述，见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Grammaire des civilisat ions,Ed.Arthaud,Paris,1988。在Material civilization,economy and capitalism一 书中显然也包括这个论点。上面所摘引的话也引自后者，见该书第3卷第5章“The Amer icas or the Wager of Wagers”一节。
    于是至今存在着一种地中海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共有的明显超越世俗的拉丁文化意识 ，法国文化得以在整个拉丁美洲次大陆长期扎根并繁荣兴旺。
    而在另一极端，美国的建立则源于一代一代英格兰、爱尔兰、波兰等国的移民，使之 具有不同的文明特性，在更大程度上由北欧民族的模式孕育而成，因此比较刻苦和埋头 生产，更倾向于发展一种严格的“生产道德”（productivitg morale）和勤奋工作的精 神。在文化层面上则更专注于培养一种更加注重技术而较少注意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 能够毫无冲突地融合来源于北欧故土的各种贡献而较少地理解和吸收来自地中海欧洲的 文化习惯和成果的特性。总之，在这个美洲，尽管布罗代尔的主要著作大量传播并成功 地进入市场，但它们传达的信息只能是较缓慢地，或只能以一种有限的和从属的方式而 被吸收。
    因此，按照我们关于布罗代尔的设想，我们可以说上面指出的布罗代尔的著作在美国 和在拉丁美洲的不同影响，可能是来源于这种“长时段的文化特性”。过去五百年在它 们的历史和各自的命运中形成以美国的北美为一方，以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拉丁美洲文明 为一方之间的差异。
    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在文化上引起的这种不同影响如果是事实的话，它证 明了拉丁美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各种不同之处。同时表明，通过共同分享来接受布罗代 尔的学术遗产，两种文化和多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不仅可能和可行，而且鉴于我们所生活 其中的世界一次次的分裂和多难，这种对话是急需的、必要的，而且完全符合人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