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研究变态心理和病理，自19世纪以来是甚为流行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建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何从哲学上，理论上来理解这些“非正常”的精神现象，是一个新的课题。
    弗洛伊德以“无意识”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区域，但他仍然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要这种沉默的无意识“说出来”，成为有意识的，以得到治疗。福柯的问题不在于治疗这种精神上的病态。而是要弄清对这种病态的知识如何可能，从而进一步理解这种病态。他认为，弗洛伊德用那种经验科学的方法——包括历史主义的方法，使病人回忆并说出过去的经历——是无法真正理解这种病症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只有疯子才能理解疯子，而是更进一步追问关于疯的知识和科学是处于何种断代层里，即关于疯的科学知识在何种断代层里成为可能。比如，自古以来就有疯子存在，但很长时期以来并没有把这些人隔离开来，关进疯人院，并由医生给他们戴上疯子的帽子；对于罪犯亦复如是。犯罪的人即使在远古也会有，但犯罪者之所以被定性为犯人，是有了法律、法官、监狱以后的事。医院和监狱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犯疯病的人和犯罪的人增多了，从而使人们对这些现象的知识加深了。完善了；而是由知识以外的因素决定的，是社会组织、制度的因素决定的。而要了解这种社会的组织和制度，则是考古学的任务，因为这是人们的一种基本的实际活动的组织形式，由于有了某种实际的组织形式，才能使病人、犯人这类学科的知识系统成为可能。知识考古学就是要揭示医学、犯罪学等等一切科学知识之所以得以产生的可能条件。
    当然，福柯并不认为过去的“我思”只注重理性的一面，而如今要强调非理性的一面才能真正理解人；并不是非把“我思”、“我想”改成“我疯”、“我病”才行，而是要人注意在人形成科学的、概念式的、思想性的、形式性的知识、意识之前，人已经是人。用他的话来说：要研究一种“非形式的知识”和“积极的无意识”体系⑧。他既反对现象学的“先验的”、“起始性的”意识，又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消极的无意识”，而要用积极的、正常的意识来治疗它。
    考古学的任务不在于治疗各种病——包括身体的和精神的，将它们纠正为真理，而在于识别出它们所处的时代层面，寻求关于这些病的知识在不同层面的不同形态，追究其之所以可能的理由。这种考古学的方法不仅运用于有关病的知识，对于一切有关人的知识——“人文科学”（关于人的科学，人学），都可以作考古学的考察。所以福柯的注意力亦不仅在于疯、病、狂、愚，他的《事之序》着重研究了人学中的三个主要方面：语言，生命，劳动。
    在《事之序》中，福柯以近代19世纪为轴心，上承18世纪古典时期，下接当今时代，对人们关于语言、生命、劳动的知识，作了一次考古学的探测。他的这种探测，由于立足点和方法的新颖，所提出的许多具体看法，对思想史的研究有相当的震动。福柯说，对语言的理解，在16、17世纪还受一种相似性（resemblance ）原则所支配，认为“字”同样为世上的一件“事”，故与“事”一样需要解释。在这种原则下，所谓知识，总带有几分猜测性（divinatio），因为“字”作为一种“事”与其所指的“事”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⑨。《事之序》一开始对17世纪画家维拉斯克（Velazguez）的名画《宫中侍女》的分析， 以及他后来对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这不是烟斗》所作的解释，说明在福柯的心目中，语言、文字与外物图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的考古层面上，如17世纪和现代派中，可以是不确定的，即语言、文字亦为一物，有自身的意谓，有自身的解释；而画中或实际中的物象，则又可以有自身的解释。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语言、文字被认为只是外物的表象，而失去自身作为一“事”（其所指“事物”之“相似物”）的独立性。在新旧交替之际，如果有人坚持“书”（语言、文字）与“现实”同样为“事”，“书”中所说皆为“实事”，而不只是“实事”之代表、影子，则被目为疯子。福柯说，唐·吉诃德正是这种尽信书的疯子、呆子⑩。他不承认语言、文字原只是空灵的东西。而与唐·吉诃德相反，培根、笛卡尔成为古典时代的真正的英雄和智者，因为他们反对偶像，怀疑（由语言、文字组成的）知识。此时，语言、文字已不是真理的标识，而是透明的、中立的（11）。事实上，在这个时期，语言本身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种代表，一种符号（12），一种功能（13）。作为表象、代表的语言，与思想有直接的联系，“语言是思想之分析”（14）。此时，语言没有自身的历史。
    然而，18世纪末、19世纪以来，关于语言的知识结构又发生了变化，语言恢复了自身的厚实性（density），不再是空的，而是实的，即有自身的独特的存在方式。用福柯的话来说，此时语言又恢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谜般的厚实性”（enigmatic density）（15），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又变得不确定起来，而它本身也需要另一种语言（一种专门的学说、科学）来加以阐释（exegcsis）。于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文法学和文学。福柯说，尽管人们早已有了荷马、但丁，但只是到了19世纪，才出现了“文学”（16）。
    循此，福柯对生物学和经济学也有类似的详细考察。他认为，在古典时期，生命就象语言一样，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活的东西（living beings）。人只是活的东西中的一种，因而只有自身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而不是自身的本性的历史（history of nature）。福柯说，经由康德到狄尔泰、到柏格森，从指出知识的限制，到出现了生命哲学，生活体验、生命才有了自己的厚实性，而成为独特的知识对象。同样，在经济学中，古典时期并没有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而只有财富的分析。这个时期，货币象语言一样，只是一种记号，它代表财富，而不是财富本身；价值只有通过货币在流通中才能表现出来，就象真理只有通过语言在交往中表现出来一样。然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就使价值有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劳动，劳动有自身的厚实性，成为一个独特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