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话语”作为“档案”
    不是探本、求源，而是揭示知识的堆积层，这一点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说是很重要的。而这个观念对西方传统的哲学思想来说，当是相当严重的背离，因为自古希腊以来，探本、求源就是西方哲学坚定不移的目标，尽管对这个本、源可以有始基、理念、原子、存在、神、绝对、全、无限、生命、变异……等不同的理解。没有本、源，也就没有末、流。对于考古学的每一个层面来说，都具有一种“原级性”（positivity）（23）。前人的用具，相当一部分我们还在使用。前人说过的话，相当一部分我们还在说，除了有特殊学术兴趣和训练的人，大多数也不去追根寻源。前人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东西。东西就是原级性的东西。因而“原级性”不是“原始性”（originality）。后一个层面的东西不是前一个层面的东西的流， 前后两个层面的东西都是原级的、实证的、积极的。
    前一个层面的东西固然不是源，但却是后人生活的条件，是后人生活的历史的先决条件。我们都是在前人创造的世界中继续生活下来的。物质世界如此，精神世界亦复如是。“话语”也有一种“历史的先决条件”——“历史的先天性”（historical a priori）。“原级性”就是这种“历史的先天性”。福柯说， “话语”的“原级性”形式规定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可以展开形式的同一性、主题的承继性、概念的转换和争议交锋，原级性起着我们叫做历史的先天性的作用”（24）。这就是说，“原级性”是历史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并不是因为有历史的连续性才有“原级性”，而是因为有考古的“原级性”（之非连续性）才有历史的连续性。
    在这里，我们看到，福柯的“历史的先天性”是和康德的“逻辑的先天性”相对应的。康德以“逻辑的先天性”作为知识普遍可理解性的条件。在这种超越的知识被历史主义否定后，要重新建立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则要为历史本身找出它可能之必备条件。福柯认为这就是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所揭示出来的那种考古学的“原级性”。“原级性”不仅不是超时空的（逻辑的），而且不仅仅是时间的（历史的），它是时空相统一的。
    “起源”（origin）是一个理念，是要无限地接近它的，关于“起源”的真理是永远未曾说出的；但“原级性”的“知识”是实际上已经说了的“话”。从这个意义说，“真理的先天性”是“未曾说出”的，而“历史的先天性”是“已然说出”的，事实上已然说出的东西是一种实际的档案（archive）（25）。过去的一切语言、文字、思想的材料，一切的书，都应看作是已然说出来的档案。
    “a priori”是“由前提推出结论”的一种必然性，原是逻辑的用语，“话语”、“陈述”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一种推理的关系。为使各个“陈述”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仍象逻辑命题一样，有一种先天的条件，但这个条件不是使知识的逻辑性成为可能，而是使知识的历史性成为可能。这样，知识考古学就使知识的历史学成为可能。
    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知识考古学的任务并不是把自身看作一个过渡环节，并不是要把考古学引向思想史，在这些思想的档案中寻出思想的内在联系，从而使档案成为著作。作为著作来看，则有文本和写出文本之作者，于是有文本的意义和作者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争论，在福柯看来，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知识考古学的问题既不在于语言所说之事，也不在于说此事的人，而是要问推理性系统之所以有“陈述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直接的理由”（26）。
    在福柯看来，我们不仅不能把档案库归结为知识史，相反，我们应该把一切知识史都看成档案库的档案材料，来研究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知识的可能条件。不能把药方归结为医药史，而医药史倒可以看成是药方之总和；不是医药史使药方成为可能，而是药方使医药史成为可能。药方是原级性的，每一个药方都是根据实际的病情，按照特定的规则开出来的。研究药方不是研究医生思想的内在联系，而是研究药方与病情特征、药物特性以及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多层面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分析研究，考订出开这张药方的可能的原因和规则，对后人是大有帮助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些被研究出来的规则，对症下药地作出自己的诊断和处方。作为档案的药方，自然是“他者”，它对“我”起限定作用，并切断（割断）“我们”的连续性（27）。我的药方与他的药方，即使是老师的药方，都是非连续性的；但他的，特别是老师的药方，对我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者”是“自为”的，它不必转化为“为我的”，就可以有知识的作用。即知识的档案库不可能归结为一个大写的“我”，恰恰相反，这个知识的档案库是由无数个“我”转化出去的“他”组成的。知识考古学所关心的规则是他律，不是自律，是必然，不是自由。我说的话许多都是别人也说的话。不错，我的话与他的话会有矛盾，我与他可以有争论，考古学并不要平息这些矛盾和争论。考古学恰恰要问，人们为何会在同一个说话规则下发生矛盾和争论（28），正如医生会对同一种病情，按同一种原则，却开出不同的处方来。
    在知识考古学看来，“话（语）”的基本单位不是作品，不是作者，而是推理式形式、原级性和档案（29）。它不把书、著作当作观念、思想的载体，因为书、著作自身只有比喻（allegorical）的意义，代表着另一些东西。 知识考古学不承认作品及其作者有最高的权威性，也不研究作者的希望和原意（30），而把一切前人的作品都看作在某种规则指导下提供的例证，通过这些例证，人们可以了解这些规则，从而书写自己的作品。考古学分割并冻结历史，但并不以共时性来代替历时性（31），不以逻辑代替历史，而是探究时间中的空间关系，探究时间中的各种层次和层面的规则性关系。
    最后，福柯终于为他的知识考古学所要研究的不同于思想、观念、科学的对象，找到了一个词——“episteme”，这是一种非逻辑性、非历史性的规则性知识（savoir,knowledge），而不是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科学知识（sciences），也不是某个时期的历史的思想特征。这个字正是古代希腊哲人们所追求的坚实可靠的知识——既非最高的智慧{K1A807.jpg}，又非单纯实利的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