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计量分析。随着自然科学和计量手段的不断更新，社会科学计量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史学计量分析的重要性正得到国际国内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文化研究从总体讲将对史学计量化提出新的要求。计量分析的最低层次是一般统计法对史料的处理，这一处理并不需要昂贵的物质设备，却需要史学家很强的计量意识，也许这一意识才是目前我国史学界所需具备的。利用各种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程序的历史研究是计量分析的一个较高的层次，这一层次将是我们史学研究的发展所应达到的。文化研究将使史学的计量分析既注意到同时性，又注意到历时性。对一个历史现象的系列（如经济、人口、文化变迁、区域传播等）作历时性长时段考察，不仅将使我们避免孤立地看待一个历史现象，还将使我们更新对历史时间性的观念。
    3.历史时段的划分。文化研究使史学家对历史的各种时间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文化从整体而言和政治、军事、人物等历史序列有着不同的演进节奏和方式，前者是缓慢的、深沉的，必须以10年、20年、甚至世纪作基本时间观察单位；而后者是快速的、表层的，月、日甚至小时、分都可观察到其变化。在文化的各个层次、方面中，时间的节奏也有颇大差别。这样，我们必须在史学方法论的层次中明确历史发展各序列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并对之采取不同的观察和研究角度、途径乃至手段。法国当代史学以勃罗代尔为代表的时间观念革新在这一方面对我们有着很多的启示。（23）但他们过分倾向于历史长时段的分析，忽视了对历史短时段的研究，尤其忽视了长、短时段的联系则是我们所应避免的。正是从历史的长时段角度观察，文化结构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实现文化结构的全面转变和实现整体的现代化还是一个充满曲折、需要数代人艰苦奋斗的过程。文化演进的长时段性和计量分析的历时性调查，使我们的史学研究摆脱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孤立分析而使其置于一个发展的前后序列中加以认识。这将使史学不断深化它的认识能力和完善它的解释能力。
    4.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比较研究。文化的历史性传播机制（传统）使一种文化对其所属的人们的影响和渗透是整体性的，人们对其所属的文化的认识也是无意识的、不言自明的，因而人们并不能只依据这一文化本身对这一文化进行理性的分析（理性就具体而言也是特定文化和传统的产物）。这一分析一般依赖两项（或其中一项）条件的形成才有可能：一是特定文化本身出现时代差异，一是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或冲突。这两项条件都使生活于特定文化中的人以外在的参照系来比较和反思自身所处的文化。中外历史上的实例，不管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五四运动，都已指明了这一点。文化研究将促使史学建立完整的比较研究法，以多层次、多角度地从宏观、微观上比较中外文化和历史。比较研究（尤其是世界史角度含义上的）应当被视作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很高的层次，在达到这一层次之前，似应先作好基础的准备工作。文化研究将从基础与实际比较层面对史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5.跨学科研究。文化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广泛性需要研究学科的多元性，史学的文化研究应当综合其他学科一起进行。从本质而言，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区别便是研究对象的时间性（存在于过去）和整体性（整个人类社会而非个别层次、方面），因而史学学科性也可看作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还未尽如人意，史学的学科地位始终相当牢固。但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我们将会明显感到手段和方法的缺乏，这就需要中国史学从学术的世界性着眼，选择吸收各国社会、人文科学中对已有用的东西。但是跨学科研究本身，也应牢固建立在史学研究基础上，只就概念的生搬硬套只会降低史学研究的价值。文化研究将在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方面对史学传统模式提出挑战，但同时也要求史学发挥其原有的各种方法的长处，在新的基础上和研究前景中丰富史学方法体系，因而诸如考证法、谱系研究等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史学的跨学科性也要求史学研究者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认识能力。文化研究的深入进展将会对史学家的研究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方面观察，可见建立一个新的史学研究范型已成为史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给中国史学的革新曾带来巨大的动力，今天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注意研究史学学科理论，更新史学研究模式，也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义务。文化讨论和研究以民族反思的形式促使着史学的这一变革，而史学革新范型的形成也将给这一民族反思提供切实的认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