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研究这一方式与上述三方式有紧密关系，尤其是与群体观念、心理、意识方式互为表里。社会日常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文化最普遍的外表特征，它一般包括下述方面：1.家庭日常生活方式，包括起居、饮食、劳作、家庭和亲属成员的相处等基本内容。2.消遣娱乐方式，包括群体性、社会性的和个人家庭性的娱乐等。3.风俗习惯。包括：节日、庆祝、生、死、婚姻等的各种礼仪和程序、乃至各种生活习惯。4.人们日常交往方式，如礼貌、礼品往来、邻居亲友关系、社会交往的准则和基本方式等。5.各种禁忌及表现方式，如性禁忌、祖宗禁忌、信仰禁忌、宗教禁忌、长幼辈社会地位差异禁忌等。这些禁忌包括一套社会性奖惩方式。
    对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研究首先是描述性的，在此基础上应当结合文化方式的其他方面进行各种解释。因而这个领域实际上是中介性的，它为整个文化研究提供着切实的资料基础。正因为这一层次的可描述性和形象性，新时期文学对之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揭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五、社会传播方式研究。
    随着文化人类学传播论学派的兴起，文化的传播问题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文化的区域传播正得到不断地说明。（14）我国学术界也已开始作出反应。（15）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途径过分看重了区域传播，相对忽视了文化的其他传播途径和方式。历史学的文化研究将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里探讨文化的社会传播方式。
    从本质而言，社会传播就是社会各种信息的传播，文化研究将从宏观角度分析这种社会传播的不同方式。但就历史学的特点出发，文化研究将首先对社会传播的内容、媒介和手段作出具体说明。从社会传播的内容和媒介看，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意识形态层次的）等信息及文学、艺术等信息主要以文学、语言为媒介进行传播，风俗、礼仪等日常生活习俗则主要以行为举止为媒介进行传播。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各种观念的传播是通过语言文学和行为举止双重媒介进行的。语言文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和标志也是社会传播方式研究的对象。传播手段有很大的时代性，文告、命令、道听途说、书籍传播，人口迁移等是前工业时代普遍的传播手段，而在工业时代，书籍刊物、电台电视则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手段。人类实践方式的传播和变异是文化研究中探讨社会传播方式的核心内容。就此我们将从三个方向来观察。
    1.区域传播研究。这一研究以文化的空间分布为基础，探讨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传播和适应，并考虑文化区域的变更和移徙。对中国文化作这一指向的研究时，将会对其起源、发展、源流、各区域差异性及变更等有清楚的认识。文化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双向交流过程和转化过程；文化传播的时间差异和由此引起的空间差异，及由于空间差异而导致一种文化在传播中的内容变异等是这一研究的一些重点。在对这些重点的研究中，我们似可建立多种解释模式，如中心区向边缘区的正向传播模式；边缘区向中心区的反向传播模式；双向传播模式；跨越性的传播模式；循环性的传播模式；文化传播的信息变异和更替模式等。区域传播研究应当对中国文化的空间分布、核心和边缘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本质层次有清晰的解释，这一解释对今日文化讨论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区域传播可在同一种文化中进行，也可在不同的文化间进行，把握这一点是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差异性和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如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等）相比差异性的关键。因此，区域传播从广义而言应当同其他传播方式及文化研究的其他方面相结合，确定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标准，也确定文化和社会传播信息的等级差异。如中国秦汉时期的儒学传播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传播，当时存在于关中、齐鲁等地区的差异性是同一文化内部的意识形态或学术的差异性，可通过文化整合达到趋同。先秦两汉婚姻礼俗等的传播则属于日常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传播，我们可观察到随着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作用和生产方式变动，各地也随之发生趋同。同一文化内部也可因空间差异发生分化，如历史上中国的南方地区文化分化等。但1840年以来西方文化的入侵，则代表了一种不同质的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与上述同一文化的内部整合具有不同的性质。从世界史角度来看，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有既加剧的趋势也有同化的趋势。“文化适应”遂成为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化适应大致可分为这么几个现象类别：1.整体同化和异化（发达文化对不发达文化。是否可用于研究战国以来中国文化系统的形成过程？）；2.部分同化和异化；3.相互同化和异化（常发生于同等程度文化之间）；4.非异化的异化（指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使各文化更强化自身的统一性，从而也发生有时是剧烈的变化）。这些现象区分不是绝对的，也可能在一种文化中同时发生。从文化适应角度观察，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同化机制，没有这一机制，这一文化早就解体了。同化机制的强弱似与文化系统性的强度及文化的文明化程度有关，由此可理解中国文化同化机制的特点。从文化的区域传播研究看，我们应当充分注意西方学术界的进展，注意从世界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化，从宏观角度分析中西文化交流问题。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更应从文化研究角度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