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部署，极大地限制了它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行动自由，使它既不能集中兵力“北进”，发动侵苏战争；也不敢贸然南下，与美、英正面对抗。1938年和1939年，日本侵略者先后挑起了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这实际上是“北进”的试探，都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除苏联红军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外，也是由于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主力，消耗了日方大量军需物资，使其无力开辟新战场。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此次张鼓峰事件，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亦是由于日本对华用兵故”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说得更为明确，要发动对苏战争必须先亡中国，“去除我方背后的威胁”⑩。
    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表现在人们常常谈到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等的争论中，更突出地表现在欧战爆发前日本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上。鉴于这一问题关系到二次大战发生、发展的全局，我国史学界又历来涉及不多，本文准备就此作一着重论述。
    早在1936年11月，当日本还在策划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时，便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于1937年加入）。这是日本为实现其侵略中国、争霸亚太地区既定侵略计划的一种外交准备（11）。同时，从内容来看，这一协定只是规定各方要互相支援及交换情报等，并不表明三个法西斯国家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勾结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德、日两国的侵略活动暂时还限制在较小的局部范围内，一时还没有必要在军事上结盟；它们也极不愿意因结成军事同盟而过早地引起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警惕；德日两国在华利益的冲突也是两国全面勾结的障碍（12）。
    1937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希特勒也基本完成了“毁约扩军”的步骤，准备采取行动，抢占中东欧战略要地。随着侵略的扩大和升级，德日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勾结。
    从德国方面来看，最能说明其意向的是1938年1月2日的《里宾特洛甫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提出，德国要以武力改变中东欧现状，与英、法等西方大国对抗，仅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意大利和日本把英国的力量牵制在地中海和远东，使英国无力从军事上援助法国，因此，必须缔结德、日、意军事同盟（13）。这一见解得到了希特勒的完全赞同。1938年2月4日，里宾特洛甫取代对德日结盟问题持谨慎态度的牛赖特出任外长。此后，德国从发动世界大战的战略需要出发，调整对华政策（包括停止对华出售武器，撤回军事顾问，承认伪满），并主动向日本提出，缔结既针对苏联、又针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同盟条约（14）。
    从日本方面来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既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又导致了日本与美、英、苏等国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在国际上处境孤立。因此，日本统治集团内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直接从事侵华战争的陆军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日德联系，“使英国抛弃亲蒋援华政策”，使美国至少保持“中立态度”，并阻止苏联介入（15）。1937年10月1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处理中国事变的具体方策纲要》中提出，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建设“八紘一宇”的“道义世界”，必须“日益加强同德国的合作，不但要巩固防共战线，而且要通过加强经济合作和航空联络来牵制欧洲，特别是苏联和英国”，“也争取尽早同意大利签订满--意和日--意防共协定，以牵制英法。”（16）
    于是，从1938年初起，德日双方开始围绕着缔结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但进展极不顺利。德方的基本立场是，应该马上缔结一个不仅针对苏联，而且广泛针对第三国（实际上是指英、法、美）的紧密的军事同盟，并应明确规定，如果缔约国之一遭到非缔约国的威胁、攻击，缔约各方有义务立即给予政治、外交和军事支援（17）。日方的基本立场则与德方有两点明显的差异：第一，同盟的对象应限定于苏联，而不包括美、英；第二，缔约国不承担“自动参战”的义务，参战与否要经过“协商决定”（18），在1938至1939年整个谈判期间，上述两点分歧使德日双方始终难以达成协议。
    为什么日本方面对于同德国缔结一个广泛而紧密的军事同盟条约态度暖昧？原因固然很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抗战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打乱了其既定的侵略计划，使它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侵略窘境。一方面，日本法西斯要独占中国，并进而凭以武力争霸亚太地区，就不能不加强与德、意的合作，依靠德、意牵制英、美、苏等国的力量。因此，日本统治集团内一部分人（主要是直接从事对华战争的陆军和外务省内的“革新派”），从上述考虑出发，积极主张缔结三国军事同盟，以通过“借助外力的策略解决中国事变”（19）。另一方面，面对日本侵略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泥淖”的现实，日本统治集团内大部分人（主要是外务省、政府其他文职部门和海军）认为，如果缔结如德方所要求的军事同盟条约的话，势必加强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树敌过多。早在德日谈判初期，日本驻德大使东乡就提出，三国军事同盟不仅对解决日中战争不起作用，相反可能会使日本受到欧洲战争的连累（20）。1938年8月下旬，日本五相会议在讨论与德国谈判的原则时，经一再权衡利弊后决定，日本的目标是“解决对华战争”，“加强日本的国际地位”，并在“中日战争结束后”“促进东亚新秩序的建立”。因此，在三国同盟条约谈判中，不应把苏联以外的国家明确列为自己的主要目标（21）。
    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中国抗战的发展，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战略指导思想的混乱有增无已。1939年5月，德国为了在发动欧战时造成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 亟欲打破德日谈判的僵局，因而作出很大让步，提出了“高斯妥协案”（22）。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又围绕着缔约对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利弊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陆军方面强调，缔结三国军事同盟将牵制美英对中国的援助，并“削弱中国内部的反日和亲共主张”。外务省、海军方面则认为，恰恰相反，缔结三国军事同盟只会使西方国家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可能造成“俄国的卷入”，从而拖延“中国事变的解决”（23）。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再次占据上风（24）。直至欧战爆发，日本也一直未就结盟问题同德国达成协议（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