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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演变(1931—1941年)(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社会科学战线》 王斯德/陈兼 参加讨论

除上述人们已较多论及的原因外,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美、英在远东推行绥靖政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国,在美、英统治集团的整个外交战略中,所处地位甚低。如果说,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中国是可以任其宰割的羔羊;那末,在美、英统治集团看来,当时的中国与其说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同盟者,毋宁说更适于充当争霸斗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史学家迈克尔·沙勒指出,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仍旧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个基本上乱糟糟的、并不重要的外国。”(33)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抗战发展趋势的基本看法是,“也许一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就会被一个日本的傀儡政权所取代,那时全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大满洲国了。”(34)美国驻日和驻华大使也都认为,美国对于中日战争的发展无能为力,“这出戏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演完,应该告诉中国官员,不要指望美国会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援助。”(35)英国决策者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也持怀疑态度,1937年10月,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在他看来,中国抗战“已经濒于崩溃”(36)。总之,在美、英决策者的眼中,当时中国的地位本质上是与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弱小国家相类似的。
    然而,“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最终并未成为现实,中国最终并未成为亚洲的捷克斯洛伐克。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与日本之间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整个中国,以此作为与美英争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这是美、英统治集团绝对不能同意的,因而双方难以达成全面的妥协。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及时揭露和坚决斗争,使得中国不仅不可能被出卖,并促使美英决策者对中国本身战略价值的基本估计也逐步发生变化。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于“远东慕尼黑”危险所作的坚决揭露和斗争,是使得“远东慕尼黑”阴谋不能得逞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坚持抗战的同时,对于国内外的绥靖倾向与投降逆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1939年初,当英、美舆论一再宣扬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调解”中日战争之时,国民党政府对此极感兴趣。孔祥熙和国民党政府外长王宠惠曾公开发表讲话,表示欢迎由美国出面调停,“解决中日之纠纷”。接着,英、日谈判又发展到了十分危险的阶段。这时,中国共产党洞察局势,决定对“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性予以主动揭露。1939年6月, 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道:“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并明确宣布,“我们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反对那些主和派。”(37)中共中央也于1939年7月29 日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指示》,号召全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行动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38)1941年,当美国企图在美、日谈判中牺牲中国的部分利益以谋求与日本的妥协时,毛泽东同志又于5月25 日向全党发出《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指示,《解放日报》也接连发表社论,指出“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性。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揭露与批判是有份量的,也是及时的。因为它是以中国人民的坚持抗战为强大后盾,又在形势可能发生逆转的关键时刻把种种原打算在幕后进行的交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两者的结合,使中国这个弱国成为强者和智者“慕尼黑阴谋”是难以施之于这样的中国的。
    其次,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伟大的战斗力量,这不仅大大出乎日本侵略者之所料,也多少出乎美英统治集团意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从1938年年中起,美国财政部长小摩根索,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海军上将,驻华情报官员卡尔森以及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项白克等人,先后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途径提出,援助中国抗战对于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维护美国利益有着重要意义。亚内尔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对亚洲大陆及太平洋的控制权,而挫败这种图谋的唯一办法是援助中国。他还在另一份报告中指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39)。项白克也认为,援助中国是对日本的当头一棒。如果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不被制止,美国将面临日军向美国本土逼近的局面(40)。小摩根索则积极主张对中国提供财政援助,他甚至这样地提出:“难道还能有比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更大的争取和平的力量吗?”(41)这些意见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并在美国对华态度中表现出来(42)。尽管上述认识当时还不可能彻底改变美国远东政策的绥靖色彩,但它毕竟表明,由于中国人民的坚持抗战,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支援中国、利用中国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倾向正不断发展。这本身便是对其政策中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的倾向的一种否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历史告诉我们,绥靖政策的泛滥与得逞,必定意味着侵略的泛滥与得逞。中国人民的斗争不断打破“远东慕尼黑”阴谋,也就不断抑制了侵略的扩大。如果让“远东慕尼黑”成为现实,日本侵略者势必挟持中国巨大的战略资源,更为疯狂地将战火燃遍亚太地区。那么,世界法西斯国家同反法西斯国家的力量对比,就会向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大大逆转。世界人民要最终战胜法西斯侵略者,必定要经历更为艰巨的斗争,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而“远东慕尼黑”的破产,则从积极方面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事实上,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尤其是1940年法国沦陷后,反法西斯各大国对中国抗战的依靠与利用的一面不断增加,美、苏等国更进一步把中国抗战当作其“先欧后亚”总战略的重要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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