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938至1939年德日谈判的全过程，“中国问题”一直如恶梦般萦绕在日本决策者脑际，使其不敢贸然与德国结盟。我们完全可以说，德日谈判搁浅的症结在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态度暧昧的症结又在于其手脚为中国抗战所束缚，无法在世界全局的范围内同德、意法西斯保持战略上的一致。
    在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时，人们一再提出，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是否有可能推迟或避免？上述探讨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法西斯国家要发动世界大战并不是随心所欲、轻而易举的。不是要什么时候打，就能什么时候打；要在什么地方打，就能在什么地方打；要打多大规模，就能打多大规模。它们的侵略扩张不仅受制于它们自身的行动能力，也受制于被侵略一方的反抗与斗争。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打乱日本侵略者既定的侵略计划，延缓法西斯国家结成侵略性军事同盟的进程；那末，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世界上所有受到法西斯侵略扩张威胁的国家及时团结起来，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从各个局部拖住侵略者的手脚，那就完全有时间、有力量、有机会来推迟乃至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二）
    绥靖主义泛滥是三十年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历史现象，是促使二次大战迅速爆发的催化剂。它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瓦解和破坏了被侵略国家的抵抗运动，加速了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化过程。三十年代绥靖主义的顶峰固然是欧洲的慕尼黑阴谋，但它的发端却在法西斯侵略祸水首先漫延开来的远东。中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抗战和有理有节的外交斗争，打破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侵略者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从而使远东的战火在相当长时期内局限在一定范围，这是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又一积极贡献。
    日本发动并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猛烈冲击了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有利于美、英的“远东秩序”，损害了美、英在中国的“权益”。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挑战，美、英等西方国家不敢正面对抗，而是企图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日本侵略者作交易，以维护其重大利益。“九一八事变”后，美、英的远东政策就带有绥靖色彩。它们除发出要求日本遵守国际公约的呼吁，表示“不承认”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外，并未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26），由英国操纵的“李顿调查团”亦未就制裁日本的侵略提出具体有效措施。“七七事变”后，美、英在华“权益”进一步受到威胁，因而都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行径表示了某种谴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不指名地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动；英国政府也曾发表声明，抗议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企图。但总的来说，妥协绥靖仍是它们远东政策的主要方面。美国政府关于远东局势的多次声明的基调是，日本的行动“对于美国在华权益亦有影响”，表示“美国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27）布鲁塞尔会议前，罗斯福总统曾指示美国代表团不要带头采取反对日本的立场。会上，美、英两国均不赞同对日本实行集体制裁的建议。结果，会议只是呼吁各国维护条约的“神圣原则”，而无任何实际的制裁行动。不仅如此，美、英还继续对日本实行经济绥靖。1937年美国出口日本的物资共28,855.8万美元，其中战争物资占58％；1938年出口日本的物资共23,957.5万美元，其中战争物资占67％；1939年，日本进口石油的90％来自美国（28）。英国则是日本的第二个战略物资供应者，1938年，它在日本战略物资进口额中占20％。日本是个资源缺乏、先天不足的国家，如果没有美、英等国经济上的输血，它是很难发动并维持大规模侵略战争的。
    英、美等国为了谋求同日本的妥协，“尽一切努力不使自己的利益在（中日）冲突中蒙受损失”（英国首相张伯伦语），还积极策划并进行了一系列幕后外交活动。1938年6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宇垣会谈时提出， 如果日中双方愿意，英国可以出面对日中冲突进行“调停”。以后，英日双方又进一步接触（29）。1938年底，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频繁奔波于上海重庆之间，多次同蒋介石密谈，劝说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和谈”。而英美舆论界则出现了鼓吹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和平解决远东冲突”的论调。1939年7月，英国同日本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表示承认“中国目前之实际局势”。1940-1941年间，美、日两国在各种级别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美国方面亦曾考虑以中国的某些利益为代价（如承认“满洲国”），同日本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表明当时确实存在着“远东慕尼黑”的危险。
    为什么美、英等国的远东政策带有绥靖色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上的考虑：担心对日经济制裁会影响同日本的贸易，损害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并可能使自己卷入战争（30）。有政治上的原因：对日本政府内部的“温和派”存在幻想，希望日本的侵略行动能“自行限制在一定范围内”（31）；同时，又为日本的“北进”叫嚣所迷惑，希望日本能在远东成为“阻止布尔什维主义蔓延”的“起稳定作用的国家”（32）。有战略上的因素：在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付纳粹德国的情况下，不能不在远东更多地取守势（这一因素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更为突出）。还有国内政治情势的限制，如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对政府的外交决策就有重大掣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