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0年6月法国败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影响全局的重大事件， 整个国际局势因而发生了急剧变化。德国法西斯席卷欧洲大陆，称霸世界的凶焰骤然嚣张；日本法西斯磨拳擦掌，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德、日、意三国于1940年9 月缔结军事同盟条约。这就使得美国和苏联的战略地位严重恶化。在此以前，英、法与德国直接对抗，美、苏处于相对安全的第二线。而法国败降后，英国亦受到重创，孤悬海外，美、苏两国将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与德、日法西斯直接对抗的第一线，并可能在尚未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陷入两面受敌的极为不利的处境。
    在新形势下，美、苏两国从世界全局和自身安全需要出发，确定了以法西斯德国为主要敌人，集中力量首先对付德国的“先欧后亚”的总战略。鉴于希特勒德国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中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国家，对人类危害最烈，威胁最大，美、苏的这个总战略是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命运。”（43）而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又表现为，通过牵制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使美、苏等国得以集中力量打击法西斯德国，保证了其“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制订、实施及其与中国抗战的关系。
    1940年9月28日，即德、日、意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的第二天， 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召开了由国务卿和三军首脑参加的高级决策会议。会上确定了“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这一“全球性大范围”的基本战略（44）。接着，美国军方又在一系列战略文件中根据上述基本战略提出：“美国必须放弃其近期目标不是摧毁德国的任何计划”，“在大西洋采取强大的攻势，在太平洋保持守势”（45）。
    根据这一总战略的需要，罗斯福政府确定了既要遏制日本在远东进一步扩张，又尽力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的远东战略。在9月28日的决策会议上， 罗斯福曾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屈从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威胁。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或放弃中国人”，“我们将抓住大西洋战线，我们也将同样抓住太平洋战线。但是由于首要的任务是紧迫的，太平洋上的行动将推迟下去”（46）。根据罗斯福发言的精神，会议确定了美国在远东的四项行动原则：“1、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2、改变以前不与日本对话的态度；3、保留使用经济压力的权利，以便使日本恢复理智；4、敞开谈判的大门，于美国在远东历史地位的格局内力求达成日美妥协。”（47）罗斯福还与国务卿赫尔在多次磋商后决定，在与日本谈判的同时，“对日本要维持我们的一切权利和原则，继续我们的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不把日本推到它的军方要求战争的地步。”（48）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了三项互有联系的行动：加紧援助中国抗战；加强对日经济制裁；与日本谈判。上述第一、二项行动显然是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扩张；第三项行动则是为了稳住日本，避免过早与日本摊牌。这样的软、硬两手构成了当时美国远东战略的实际内容。
    必须指出，中国抗战在上述远东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罗斯福熟谙强权政治，他当然懂得，任何谈判都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然而，当时美国虽已在经济和军事上开始动员，但远未为参战作好准备，“大西洋和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又使美国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付德国，可用于遏制日本的手段就显得十分有限。经济制裁是美国手里的一张王牌。可是，由于长期经济绥靖的恶果，时至此时再亮出这张牌未免为时过晚。搞得不好，这反而会促使日本法西斯狗急跳墙，提前发动战争。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当时主张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罗斯福却顾虑重重：“正如你所知道的，协助保持太平洋的和平对控制大西洋是绝顶重要的。……请告诉我，如果这件事（指石油禁运）打破微妙的平衡，并促使日本或者打俄国，或者打荷属东印度，你还作这种判断吗？”（40）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决策者对于中国抗战合乎逻辑地给予越来越大的重视。1940年11月29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经济和金融小组专门讨论了“给中国以援助使之缠住日本的军事机器”的问题。12月14日，在美国政府代表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各战争与和平小组的特别会议上，远东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提出，应该把“（对日）贸易禁运和援助中国联系起来”。他认为，日本在中国消耗的未加工的和加工的战争原料越多，限制日本的总供应量也就越容易。如果中国人能采取攻势，日本就不能抽出军队去东南亚行动”。因此，“援助中国和逐步对日实行禁运”，是美国可以使用的“优越的手段”。这次会议通过的题为《美国的远东政策》的备忘录提出，阻止日本南进的首要手段就是“给予中国以一切可能的援助，特别是战争物资，使日本军队陷在中国不能动弹。”（50）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驻外使节也竭力强调援助中国的重要性。如驻日大使格鲁认为，支援中国抗战是“美国的最有利的自卫方略”（51）。驻华代理武官巴雷特上校则表示：“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中国人真正抗日。如果日本人在中国感到吃紧，他们就会节制自己向南方和北方扩张的野心”（52）。上述意见为罗斯福政府所接受。罗斯福本人曾明确表示：“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53）。1941年9月，美国军方拟订的《对世界战争和综合基本战略的估计》中， 也明确地把推动中国“对日本占领军发起进攻”，当作对付日本的重要战略手段（54）。正是根据以上战略考虑，从1940年下半年起，美国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对华援助不断加强，陆续向中国提供了一些贷款，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研究对华军事援助问题，并准许美国航空人员参加中国空军，设立了由陈纳德指挥的P－40飞机飞行小组。不仅如此，罗斯福政府为加强中国抗战的力量，还对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采取了积极促进的态度。皖南事变后，美国明确反对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企图。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来华访问时，向周恩来同志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又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