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公共卫生署就已经决定“塔斯克基研究”以观察梅毒在人体自然发展为主，不投以任何相关治疗。(50)然而事实上，为了吸引黑人参与，公共卫生署确实会刻意提供一些免费药物。在公共卫生署的档案资料上，可以看到汪达理贺申请药物补给需求的记录。(51)档案数据显示，编号病人X(基于保护个人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会以代号出现)致函汪达理贺，要求治疗其妻子的坏血病，汪达理贺回信，要他带其妻到安德鲁纪念医院，找迪伯医生处理。(52)笔者也从档案中发现，1934年1月，公共卫生署运送了5000颗阿司匹林和其他药物到梅肯县。(53)1938年的记录也显示，公共卫生署持续运送简易型的万用药、一万颗阿司匹林和约一千毫升的强心剂给“塔斯克基研究”使用。(54)
    这些免费的检查和医疗照顾也吸引许多资格不符者要求参与。芮佛丝表示：“许多人听说可以从政府医生那边得到很好的照顾后，纷纷要求加入。”但是，因为“有太多不符合计划规定的人要加入，希望获得相同的待遇”，造成她非常困扰。(55)萧敖在口述数据中也指称，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安德鲁纪念医院和美国荣民医院。波拉德也说，“有一次病了好几个星期，也是芮佛丝拿药给我吃的。如果用完，芮佛丝又会带一些补充药品。”(56)凡此种种都证明，黑人会找实验计划的医生解决身体病痛，而且期望当场获得免费医疗照顾。
    通过仔细探讨“罗氏实验计划”或“塔斯克基研究”，可以发现，卫生官员和参与该项计划的白人或黑人医生都曾经讨论过如何满足黑人治疗的需求，吸引或留下他们继续参与。(57)无论克拉克还是其他公共卫生署的医生或官员，都极力争取梅肯县黑人居民的信赖，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政府的医疗照顾。这些想法与做法显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梅肯县的居民一开始就是采取顺从与配合态度，那么，政府官员或医生后续的举措则是不必要的。黑人护士芮佛丝的资料也透露出，梅肯县有些黑人并不相信公共卫生署，或者抗拒公共卫生署医生的检查，有的会完全失去联系，或刻意隐藏去向。(58)在档案数据中，一个黑人的病例备注栏中写着“他常常躲在玉米田中避免接受检验”的字样。(59)显然，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是行动自由的，当初愿意参与者不是因为他们顺从、无知，而是在于他们对“塔斯克基研究”有所期盼，想借由参与该实验这一途径，解决身体上的不舒适或疾病。这也间接驳斥了白人医界关于黑人不关心自己身体健康、拒绝就医诊治的迷思。(60)
    从黑人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参与者的口述历史资料亦颠覆了黑人不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的刻板印象。波拉德回忆，1932年的一天，有人告诉他明天会有免费的检查身体活动，只要到学校教室集合即可，因此他就去参加了，而且他和他的同伴多次参加类似的检验。(61)他们在医院里进行脊髓抽取，他说当时并不紧张，因为他认为这有助于身体健康。他有时也会和太太结伴，一起去接受政府医生的检查。(62)显然，波拉德夫妇认为，参与这类检查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强森的田野调查报告也显示，黑人是在关切自己健康的情形下参与“罗氏实验计划”的。(63)报告记录了不具名的黑人接受检查后的反应，“我的身体一定有问题……我跟医生说，希望他给我一些药吃”。梅肯县黑人居民威廉斯(Bennie Williams)被告知他的血液没问题时说，“我不相信，我觉得我应该接受治疗。”居民哈瑞斯(Oliver Harris)的太太则问医生：“每次检验报告回来，你都说我没问题。是真的没问题，还是有可能是报告错误？”但更多时候，黑人认为治疗坏血病就是医治头疼、消化不良、不孕症等等不舒服的症状。(64)显然，他们想借由身体检验，了解和解决自己身体的问题。
    若从年龄层来区分，年轻人参加的意愿远低于年长者。根据数据显示，在“塔斯克基研究”进行之初，它所提供的免费医疗照顾对身体较差的四五十岁黑人男性有较高吸引力，因此，他们参与的人数也偏多。(65)显然，这些黑人希望透过参与“塔斯克基研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医疗照顾。
    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对于是否继续配合，是有选择权的。但1939年之后，并没有新的案例加入，但也没有人退出。(66)公共卫生署1955年的调查显示，实验组中失联者有41人，控制组中失联者有18人。(67)他们离开的理由不详，但证明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至于留下来的理由为何，也不甚清楚，但根据当时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医生詹姆士(Reginald James)的说法，如果他坚持为病人治疗梅毒，这个病人就不再出现了，因为他们被告知：只要被验出有治疗梅毒的药物反应，他们就不符合继续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条件，必须离开。(68)显然，梅肯县的黑人居民是有机会接受梅毒治疗的，但他们也会考虑自身的需求，决定是否接受梅毒治疗。黑人本身对于医疗照顾的需求，反映在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心态上，他们考虑到自己的需求，因此选择留下来继续参与实验。
    2.黑人医护人员需要白人同僚的认同
    公共卫生署之所以选择塔斯克基学院继续合作“塔斯克基研究”，除考虑到该学院容易获得黑人的信任外，也意在将此前“罗氏实验计划”的原班人马直接纳入，形成“塔斯克基研究”等同于“罗氏实验计划”之延伸这一印象，以消除黑人社会不必要的质疑。(69)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梅肯县的黑人会因为贫穷和对医疗照顾的需求而参加“塔斯克基研究”，但协助公共卫生署执行“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医护人员的动机为何，亦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数据显示，梅肯县黑人医学社群完全支持“塔斯克基研究”，其中包括塔斯克基学院校长摩顿、安德鲁纪念医院院长迪伯、黑人科学家卡佛(George Washington Carver)等人。(70)1972年“塔斯克基研究”曝光后，塔斯克基学院发表声明，表示确曾提供设备和医护人员，以协助实验的进行，但强调那是20世纪30年代之事，在当时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仍在摸索不定之际，“塔斯克基研究”是在合理且可以接受的范围。(71)迪伯在说服摩顿支持这项计划时指出：“我们不需要花一毛钱，医护人员就获得宝贵的实习机会，医院方面也会因此得到一些荣誉。”公共卫生署总长卡明向摩顿表示，共同合作是黑人医界参与科学研究的良机。(72)显然，对于梅肯县黑人医学社群而言，参与“塔斯克基研究”有助于提升黑人医护人员在医学社群的地位。
    除此之外，塔斯克基学院校长摩顿也有其他合作的动机。摩顿知道梅毒在黑人小区蔓延的情形，深知一般人将梅毒归咎于黑人行为不检点。国家档案馆的数据表明，当公共卫生署的温格尔将梅肯县梅毒罹病比率极高这一情况告诉摩顿之时，摩顿表示，他对于这个结果毫不意外，36%这一数据远低于他超过50%的预估，不过他要求温格尔，这份研究报告不要外流，日后发表研究结果的流通范围也要设限，以免影响黑人的就业市场。(73)事实上，早在“罗氏实验计划”筹备阶段，1931年3月，亚拉巴马州发生Scottsboro Boys事件，9名年轻黑人被控参与强暴，黑人男性在性方面不节制是天性使然的说法不断出现，更加深了白人社会对种族与性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这一偏见。(74)在摩顿同意合作的考虑中，必然希望借由“塔斯克基研究”的科学数据，澄清梅毒与种族无关。(75)此外，如果“塔斯克基研究”的结果与“罗氏实验计划”的结果一致，即梅毒可以大规模预防与治疗，那么，摩顿就更有理由要求联邦政府重视黑人在梅毒方面的医疗照顾需求，给予更多的协助。(76)这也显示出，塔斯克基黑人医界领袖之所以支持“塔斯克基研究”，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该计划有助于改善黑人医疗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