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层面来看，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确实增加了黑人医护人员参加医学社群活动的机会。在严格执行种族隔离的南方，黑人要成为专业合格的医生实属不易，从申请入学、实习、毕业后取得专科证照等，除了面对金钱和时间上严厉的挑战之外，愿意招收黑人学生的医学院很少，给他们提供实习机会的医院更少。在南方持有证照的黑人专业医生，也只能在施行种族隔离的医院工作。即便在黑人专属医院，他们也没有担任行政主管的机会。黑人医生无法参与任何医学学会，被隔离于医学新知之外，遑论有机会在政府单位中接受训练或参与医学研究计划。(77)
    黑人医护人员参与“塔斯克基研究”，也确实有些斩获。譬如美国荣民医院的黑人医生彼得斯(Jesse J.Peters)因为参加了“塔斯克基研究”，汪达理贺才愿意推荐他破例进入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当时，霍普金斯大学并没有任何黑人医生，而彼得斯很想到该医院参加一项特别的训练计划，在汪达理贺同学校方面交涉后，穆尔(Joseph Earle Moore)同意让他进入霍普金斯医院，学习病理学相关知识。彼得斯在他的口述历史中也不断表示，这个学习机会对他来说实在难得。(78)迪伯则因此有机会突破种族的障碍在公共部门担任荣誉职。(79)黑人医生威廉士(Joshua Williams)在国会的证词中就指出，他非常珍惜这个参与的机会，因为对黑人医学院学生而言，真是千载难逢。(80)
    无论是摩顿的考虑还是迪伯或彼得斯的例子，都具有意义。南方的医院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医护人员受到很大的限制，白人护士不能触碰黑人病患，黑人医生绝对不可以与白人医生平起平坐，或共同进行研究计划，黑人医护人员亦震慑于白人医生的权威。但在“塔斯克基研究”中，黑人医生不仅与白人医生一起讨论研究计划进行的方式和采样的结果，甚至实际参与撰述研究报告。再者，“塔斯克基研究”是由联邦公共卫生署主导，与地方政府、卫生单位合作的研究计划，黑人医界除在其中有专业上的表现外，也可使自身的参与被视为突破种族歧视藩篱的象征。(81)在这种情况下，当公共卫生署向塔斯克基学院提出合作计划时，黑人医护人员没有理由拒绝，或许还会觉得能够参加这一实践计划是莫大的荣耀。(82)显然，塔斯克基学院、黑人医护人员对参与“塔斯克基研究”，也是有所期待的。
    四、华盛顿以降种族合作传统的影响
    尽管“塔斯克基研究”的出发点和执行方面确有许多值得争议之处，但黑人社会的参与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梅肯县的居民和黑人医护人员对之都有所期待。归根究底，这种期待是延续黑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推动“黑人健康周”(Negro Health Week)的传统精神。(83)
    华盛顿之所以推动“黑人健康周”，除了自我教育的意义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目的。黑人领导者深知，疾病防治需要跨种族的合作，教育倡导卫生习惯养成、推动公共卫生立法、协助病患家属、研发疾病治疗法、改善大环境的社会与经济等面向，齐头并进。但是黑人社会囿于经费和能力，只能将工作定位在教育与宣传上。因此，他们倾向于将医疗问题交由专家或政府接手，以便有效率地控制全局。(84)于是，华盛顿、摩顿等人争取机会，呼吁美国社会和政府重视黑人健康与卫生需求，进而凸显美国社会不合理的种族隔离制度。1915年3月，华盛顿在“巴尔迪摩市黑人健康周”(Baltimore's Negro Health Week)的闭幕演说中，批评种族隔离不平等、不合乎公平正义原则，同时也是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唯独黑人无法受到适当的健康照顾，“黑人享受不到舒适的街道、清洁的水源、足够的路灯照明以及其他现代设施，这是不公平的，因为黑人也有缴税”。(85)“黑人健康周”可视为黑人运用组织的力量，将黑人居住的环境卫生、生活质量与国家政策挂钩，是将黑人需求纳入国家医疗照顾体系并争取医疗卫生照顾的具体行动。
    华盛顿对于“黑人健康周”的期许，显示一个重要的讯息，即黑人的自我检讨以及与白人的合作，有助于突破种族藩篱。早在1895年9月18日亚特兰大市的“棉花州和国际展览会”(Cotto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Atlanta)的“亚特兰大妥协文”(Atlanta Compromise of 1895)中，这一想法即已显现。(86)史家总以“亚特兰大妥协文”批评华盛顿借由这场演说讨好北方的资本家、南方白人领袖，安抚黑人，以不争取投票权和默认种族隔离，换取黑人在南方社会有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华盛顿在“亚特兰大妥协文”中的另一个精神却往往被忽略，也就是他以合作面对种族议题。华盛顿深知，重建南方必须种族合作，北方的资本、白人的管理和黑人的劳力缺一不可，解决黑人问题就必须与白人合作，积极参与。(87)塔斯克基学院正是种族合作的最佳典范。华盛顿所倡议的目标正符合南方白人的看法，因此，他所经营的塔斯克基学院获得许多白人企业家的支持，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学校之一”。(88)
    “黑人健康周”活动也具体表现了种族合作这一传统。它是在北方白人慈善家史托克斯(Anson Phelps Stokes)的500元赞助下才得以启动。“黑人健康周”的主题也是在顺势配合20世纪最初十年进步主义者的主张，争取政府对于黑人医疗照顾的重视。1915年华盛顿过世，摩顿接任塔斯克基学院校长一职，继续发扬华盛顿的理想，以跨种族的合作推动改善黑人生活的计划。(89)
    不过，在摩顿的领导下，“黑人健康周”有了策略性的转变。摩顿深知，联邦政府希望黑人能留在南方，不要移居北方城市，于是他要求联邦政府全面考虑黑人的居住环境与质量，“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不是黑人或南方的问题，应该是全国性的问题”，他试图借由“黑人健康周”中的健康议题为引，突破种族隔离，改善黑人的处境。(90)因此，20世纪20年代“黑人健康周”的要求更着眼于政府的责任，强调公共卫生政策，主张以种族合作为主。摩顿深知仅靠民间社团的努力，对于改善黑人生活环境的成效有限，因此在推广“黑人健康周”的同时，也向州政府求援。1921年，摩顿邀请以争取卫生政策为主的、不分种族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参加在塔斯克基市举办的黑人年会，希望以跨种族的合作，推动改善黑人生活的计划，并在“弗吉尼亚黑人会社”(Negro Organization Society of Virginia)的演说中，倡议种族在公共卫生的议题上合作。(91)
    20世纪30年代，黑人领袖在争取医疗照顾所实行的策略方面，也延续华盛顿、摩顿的精神，从种族融合的整体角度去考虑并采取行动。黑人领袖极力争取政府相关单位重视黑人的医疗照顾，他们大声疾呼：“照顾人民健康，政府责无旁贷”，“健康需求是公共事务，是管理公共卫生部门的责任，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92)并要求政府的卫生部门要晋用黑人。联邦政府也给了黑人一些正面的响应，譬如，在美国公共卫生署中设立了“黑人健康周办公室”(Office of Negro Health Work)，专门处理黑人健康、卫生方面的问题。
    黑人民权运动者伯格斯(Grace Lee Boggs)指出，20世纪60年代之前属于在种族融合为前提下争取改善黑人处境的阶段。(93)“塔斯克基研究”之例就是最好的证明。与其说黑人医护人员顺从，不如说是华盛顿以降黑人社会以参与合作，作为向白人社会争取黑人权益的必要条件，也是摩顿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初衷。黑人社会对于“塔斯克基研究”是有所图的，只是可怕的结果却是始料未及。
    后世对于“塔斯克基研究”的影响毁誉参半。1990年9月，贝特斯(Karen Grisby Bates)以“塔斯克基研究”为例，质疑艾滋病是否也是一个阴谋，旨在散布让黑人致死的疾病，以达到黑人种族灭绝的目的。(94)显然，“塔斯克基研究”的阴影不仅崩解黑人社会对美国公共医疗系统的信任，也成为黑人拒绝在艾滋病议题上与联邦政府合作的理由，严重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行。这也是1997年5月克林顿总统不得不代表联邦政府发表正式道歉演说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