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卡尔认为伟人是杰出的个人，他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又是它的推动者，既是历史力量的代表，同时又是这些力量的创造者，这些社会力量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但是，卡尔并没有忽略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对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所说的“历史是伟人的传记”持批判态度。他指出，那种认定个人天才是历史的创造力量的想法，是历史意识初级阶段的产物，是一种肤浅的幼稚的理论。卡尔认为，生活在社会底层，衣食无着，饱受压迫的人民大众是革命的动力，所以他对卡莱尔在《法国革命史》中所说的，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不仅是法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且“也将是一切国家里，一切这样的革命的动力”表示赞赏。他还引用了列宁的话：“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15）卡尔认为卡莱尔和列宁所说的几百万人或千百万人，正是这些千百万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没有姓名的肮脏的人民”的多多少少不自觉的一些行动，构成了一股社会力量，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不可忽略的因素。卡尔指出，一个历史学家在通常的情况下，对一个表示不满的农民，或者一个表示不满的村落可以不必理会。可是成千的村落里的成百万的表示不满的农民，便是任何历史学家决不会忽视的一个因素。与历史上的伟人和杰出的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相比，默默无闻的数以千万计的劳动群众确实是不被人们所知，但由于百万劳动群众所组成的社会力量却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正是他们平凡的然而又是任何伟人和杰出的人物无法替代的活动构成了复杂的历史进程的基础。
    卡尔还批判了柯林武德所谓“历史学家研究的在行动后面的思想就是有这种行动的个人的思想”的观点。他认为这是柯林武德历史观的严重错误。他认为，如果把瓦特·泰勒和蒲加乔夫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不看成是他们的时代和国家特殊条件的产物，而仅仅把他们看成是反抗社会的个人，那是一种误人的简单化的作法，这样，历史学家就不可能知道他们。他们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人物，是因为他们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的体现。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离不开大批追随他们的人，离不开强大的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卡尔认为尼采同样也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当时欧洲社会、特别是德国社会的直接产物。正因为如此，他决不可能发生在中国或秘鲁。尼采死后30年，尼采进一步成为他在世时的那股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力量的表达者，尼采成为对于后世比对于他自己的时代更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了。
    卡尔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他所强调的历史事实是关于个人在社会中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事实，是关于从个人行动中所产生了结果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因而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但是，这并不是一些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至于今天的社会与昨天的社会究竟怎样进行对话的呢？卡尔则是通过历史因果关系问题来进行讨论的。
    关于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卡尔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他在这里强调的“研究原因”，是不能只从表面看到肤浅的个别的原因，也不能满足于不分主次罗列一大堆原因。关键是将这些原因按其重要性排定次第，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出终极原因，以便整理人类过去的经验。卡尔以1917年在俄国为什么发生革命为例说：如果考生只提出一个原因，那就只能侥幸得个三等，如果考生能提出一个接一个的十几个原因而止于此，那可能得个二等，因为他仅仅是“见识广博，但缺乏想象”，并没有“穷究到底”找出“最终的原因，即一切原因之原因”。
    卡尔对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主义的贫困》两本书中所提出的非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明确地维护了历史决定论的权威。卡尔给决定论下的定义是：“它是一种信念，相信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或几个原因，而且除非这个原因或这些原因中的某种东西有了改变，否则这件事是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的”。（17）在卡尔看来，在日常生活中，没人相信也没有人能够相信波普尔的“在人类事物中每种事都是有可能的”这种说法。因为任何一件事都有原因，这是了解我们周围正在发生什么的基本条件。如果所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原因，那将导致人的个性的全面瓦解。因为人的个性以此为基础，即事件有原因，而且在足够的原因能加以确定，以使在人的脑子里建立一个过去与现在充分连贯的型式，作为行动的指南。
    卡尔认为历史学家同一般人一样，同样应相信人的行为不可能没有原因，否则也就无所谓历史了。而探究这些原因正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任务。历史学家并不否认自由意志，但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原因，研究历史的必然性，没必要为必然性这个问题感到为难。卡尔强调历史学家应不断地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不断地提出“为什么”的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的研究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卡尔还敏锐地看到了战后不断增长的历史学整体化趋势。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他写道：“近年来，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法律的历史的繁衍--更别提对于政治史的错综复杂情况的新见解，以及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新技术--这些都大大地增长了我们的问题的数目和范围。”（18）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每门学科越是有进展，就越是摆脱生硬粗糙和一致的东西，而走向多样和复杂。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由于迫切想要解释过去，因而也就迫切想要把答案的重复性加以简化，把一个答案归属于另一个答案，使杂乱的事件以及杂乱的特定原因出现某种秩序与和谐的统一。这是向一致和单纯前进，不这样就无法理解历史，也无法表述历史。卡尔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历史认识”这个概念，但他实际上已清楚地提出了历史认识的获得需要一个从具体到一般，再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在这样一种既向多样复杂，又向简单一致的双向运动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