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具体揭露并批判了波普尔和英国哲学家伯林对历史必然性非难的社会原因，卡尔指出：对“必然性”进行攻击的人大多是搞现代史的人。卡尔对此解释说，如果有位历史学家写诺曼征服或美国独立，就不会受到指责，其实这位史学家所写的只是征服或独立的成功，并没有写它们可能还会失败，实际上是把这两件可能成功的事作为必然成功的事来写的。但是当有人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就会受到非议和攻击。这些人会说，这是含蓄地把已经发生的事当成必然发生的事，而没有考察其他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假定斯托雷平有时间完成农业改革；假定俄国没有参战；假定克伦斯基政府可以维持下去，革命的领导权落到孟什维克或社会民主党人手中，那俄国革命就不会发生，这些“假定”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些假定如果成为事实，那原因也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假定毕竟是非历史的。卡尔进而提出，为什么在诺曼征服和美国独立问题上没人作这些假定，而一涉及到俄国革命就情况不一样了呢？这是因为他们有人从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结果中直接或间接地受了苦，他们憎恨布尔什维克革命，盼望着最好不发生这样的革命。卡尔认为，当代史研究中的麻烦在于人们还记得所有的选择机会还在开放着的时刻，因而很难采取历史学家的那种态度，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选择的机会早已由于一些既成事实而完结了。那种所谓对“历史必然性”的攻击和责难，是一种纯粹出于感情的非历史的态度。卡尔对这个问题所以体会至深，这是因为他的代表作《苏俄史》就在受到种种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和非历史的敌视态度中最终完成的。
    卡尔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但他并没有对“历史必然性”这一科学概念真正理解，所以他对那些批评家对他的攻击的反驳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卡尔认为，所谓“必然”是说“几个因素同时发生就使人想到它特别强大有力时”，便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必然的”（19）。他认为“必然性”是个不科学的、容易产生误解的修饰语，今后应该用“非常可能的”这个词来取代它，他还表示今后不再使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无可逃避”，甚至像“难于避免的”这类词汇。我们对“必然性”的理解与卡尔不同，所谓历史必然性，并不是因为历史事件的几个因素同时起作用，而是指它是从事物的本质中，从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中产生的。我们承认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出现，但这种可能性自身并不是随意的，它本身就受客观条件的制约。
    关于偶然性问题，卡尔否认历史都是不断发生的偶然事件，是一系列由偶合来确定的、仅仅由那些最偶然的原因而引起的事件”的观点。卡尔写道：什么安东尼对克娄巴特拉的迷恋导致了阿克丁姆战役的失败，什么巴贾齐特由于痛风而没有向欧洲中部进军从而阻止了许多民族的灾难，什么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猴于咬了一口，死于1920年，从而造成了25万人的死亡。这些偶然事件所表现出的因果关系妨碍着或冲击着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卡尔认为，这种理论的流行反映了一种政治上的衰落。
    关于历史偶然性问题，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世界历史也就带着很神秘的性质了，倘若‘偶然性’是不起作用的。这些偶然性的自身自然地归到一般发展的过程中去，同时为别的偶然性所补足。但是加速和推迟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偶然性’，其中包括着那些一开始就站在运动前头的人物的性格的‘偶然情况’”。（20）卡尔对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持异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偶然因素只加速或延迟历史进程，这只是在字眼上玩把戏，他说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一个偶然事件会被另外一个偶然事件补足，而使历史恢复了平衡。卡尔也不同意有些人说的偶然事件只是用来衡量我们的愚昧的一种尺度，是指那些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事件。他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思想上的懒汉，要么是智力不高。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完全能够对历史的偶然性--偶然事件深入了解并作出合理解释。
    对于历史的偶然性问题，卡尔首先强调，历史学家的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一张照片，而是一种模型。历史学家是通过这个模型来了解和熟悉真实世界的。历史学家为了能建立一个合理的模型，他必须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析出其中那些“适应于他的合理说明与解释”的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而保留，而余下的那些不能参予历史的合理解释，无论对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因素，就是历史的偶然因素而加以抛弃。那么，如何来区分“合理的和真实的”与“不合理的和偶然的”因素呢？卡尔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历史学家依据其目的所进行的解释。“历史就是根据历史重要性所作的选择过程”。（21）历史就是要厘定出朝向现实的不仅有认识而且有原因的方位的一个选择体系。就如历史学家从“历史事实”的汪洋大海中选择出对自己的目的有意义的那些事实一样，历史学家也完全有能力有必要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出那些、而且也只抽出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因果关系，而历史意义的标准便是，“他自己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应于他的合理说明与解释的类型的能力”。（22）在此基础上，卡尔继续明确概括了“合理的和真实的”、“不合理的和偶然的”这两个术语的内容。卡尔强调，前者有可能运用于其他国家其他时代和其他情况，因而能导致有益的概括，而且能从中获得教训，它们能达到扩大和加深我们的理解的目的。而偶然的原因是无法加以概括的，既然它们都是十足独特的，他们便不能给人以教训，也不能导致结论。卡尔的上述观点自然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其可贵之处则是公开地把“目的”引入因果解释中，并明确提出用“目的”来区分“合理的和真实的”与“不合理的和偶然的”，他的这种认识对我们理解历史学的本质有不少启发。古老的历史学永葆其青春不在于又发掘出多少新的史料，更重要的是由于目的的不同，而在于以新的角度、新的层次和新的视野去探究新的问题。历史研究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能有什么终极成果，其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