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在强调历史学同自然科学各学科一样，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历史学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区别。首先，在历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中，主体和客体都属于同一范畴，而且彼此之间交相作用，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所特有的。“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跟他的研究对象牵扯在一起，这跟自然科学家牵扯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中，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且由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所提出来的争论点也要复杂得多。”（25）其二，历史学直接涉及到宗教和道德问题。在宗教问题上，卡尔认为很难把历史的完整性跟相信历史的意义寄托在某种超越历史的力量上面这样的信仰调和起来。他强调历史学家应当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求助于那种从天而降的救星。关于道德判断问题。卡尔认为历史学家的立场跟道德家的立场并不相同。对于历史人物中那些与公众无关的私生活，他认为没有必要进行道德上的鉴定。如有人说斯大林对他的第二个妻子冷酷无情，他认为这件事与他的苏联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关系。这决不是说个人道德不重要，历史学中不应该包括道德史，问题的关键是历史学家有更重要的工作去做，不会把精力专注于个人的私生活，专做道德上的判断。至于那些涉及到与公众有关的道德判断，情况则比较复杂。卡尔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不对个人而是对过去的事件、制度或政策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这是历史学家很重要的判断。那些强烈坚持对个人进行道德上谴责的人，有时候却不自觉地为整个集团或整个社会提供了犯罪者不在现场的遁辞。以希特勒为例，如果仅仅对希特勒个人的邪恶进行谴责，那就会代替了历史学家对产生希特勒的那个社会作道德上的判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论及资本主义时，认为它是“没有奴隶主的奴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资本主义缠住了工人或者欠债的人”。韦伯同样强调，历史应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而不是对建立这种制度的个人进行判断。
    尽管历史学家因其材料的性质而牵涉在道德上的判断这样的争论之中，而有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自身的特点，但这并不是说历史屈从于一个超历史的价值标准，并不能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卡尔明确提出，历史学“是跟任何一门科学同样严肃的一个学科”，“科学家们，社会科学家们以及历史学家都在从事同一研究的不同部门的工作：研究人及其环境，研究人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于人的影响。（26）卡尔的这个观点得到不少历史学家的称赞。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认为”他宣告的这条原理，用格言和例证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树立起共同的信心”。（27）作为一位职业历史学家，卡尔深知历史学既具有一般科学学科的特征，又具有其他任何科学学科所无法替代的自身的特点。所以他在极力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同时，不同意历史学家不加分析地刻意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以证明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与此同时，卡尔也清醒地意识到自然科学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手段及目的上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所以他希望历史学家能同自然科学家团结一致，特别是历史研究要重视理论描述和理论分析，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应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不断地提出“为什么”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历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
    关于历史的进步性问题
    历史的发展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式？是单纯循环，是直线上升，还是波浪式前进？这是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卡尔对历史的进步充满信心，他认为20世纪革命所造成的历史进步趋势，“比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更加势不可挡”，虽然在15-16世纪这个伟大的时代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瓦解，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础。关于历史的进步趋势，卡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其一，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卡尔认为在西方两种有影响的历史观：一是“神秘主义”，认为历史的意义寓于历史之外，即寓于神学和末世学，如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和汤因比等；二是“犬儒主义”，认为历史没有意义，或者是有许多恰当的意义，同样也有许多不恰当的意义，或者是虽有意义，但其意义却是由于人们的武断而随意赋予的。对于这两种历史观，卡尔“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在中世纪，由于历史意识贫乏，占统治地位的是目的论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有意义，也有目的，历史的目的是通向上帝，历史的终结是上帝之城。这样，历史本身就成为某种神正论了。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形成了进步的历史观。作为近代史学奠基者的启蒙运动时代的理性主义的性质得到了恢复。“历史便成为走向某种目标的进步过程”。这目标就是人世间尽善尽美的境地。这种启蒙时代的历史进步观念，在19世纪的英国达到顶峰。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96年为《剑桥近代史》编写计划所写的一份报告中，曾把历史称之为“进步的科学”，同时在《剑桥近代史》第1卷写道：“我们必须把人类活动中的某种进步设想为据以编写历史的科学的假设”。这种历史进步观念一直存在到本世纪20年代初。20年代之后，进步的假设已遭到否定，一种比较萧瑟的气氛已占上风，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一战后西方出现的物质危机和精神危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西方的没落”已变得家喻户晓。卡尔对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虽然充满信心，但他并不完全赞同传统的进步观，认为它存在有不少错误和混乱，如它将历史的进步与生物的进化相混淆，这是由于把作为进化的源泉的生物的天赋跟作为历史中的进步的源泉的社会获得物混淆起来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