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轻罪法庭上，帝国检察官指控被告们参加非法组织国际工人协会，该组织发动工人罢工，既威胁家庭和财产，也威胁政府与国家的安全。检察官认为第一、二次的审判过于温和，效果有限，因此要求法庭认真审讯，从严惩处。检察官提出被告们的3条新“罪行”：其一，意大利人马志尼为“巴黎局”的缔造者之一；其二，布朗基是国际法国组织的重要成员；其三，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与“工人协会联合会”为同一组织，国际的活动十分活跃。
    被告们严正驳斥检察官的控告，马志尼属意大利激进共和派，一向忽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并对第一国际持否定态度。布朗基赞成共产主义，但从未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与“工人协会联合会”仅在同一座楼内办公，彼此互相联系，但确系两个不同的组织。
    此次由沙兰作总辩护发言。他尖锐抨击第二帝国末年法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指出“劳动者的贫困正在日益加重”。他代表同志们公开谴责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工人罢工，说明群众自发地举行罢工，无须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策划与组织。他声明“国际是无产阶级完全正义的、完全符合当代精神的社会要求的体现。”“经验告诉工人阶级，它只能依靠自己，这就是国际的纯正的思想。”“巴黎支部联合会”的“纲领是劳动者解放自己”，它渴望在全世界建立“社会共和国”。孔博补充发言，强调“国际不是一个秘密会社”，“它最广泛地代表工人群众”。弗兰克尔说明：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在于“消灭雇佣劳动”。
    此次未经帝国法庭与最高法院的审讯，巴黎轻罪法庭秉承官方旨意，作出比前两次审讯更加严厉的判决，瓦尔兰（缺席）、马龙、若阿纳尔、缪拉、潘迪、孔博与埃利贡被判处1年监禁和100法郎罚款；阿弗利阿尔、朗热万、泰斯、沙兰、杜瓦尔与弗兰克尔等27人被判处2个月监禁和25法郎罚款；仅阿西等4人获释。（18）
    当时，国际的法国组织在许多地方遭受打击，巴黎审判之后，里昂、卢昂与马赛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先后被捕，里昂法庭曾审讯38人。
    在巴黎举行的3次审讯中，法庭庭长与帝国检察官和代理检察长沆瀣一气， 站在同一阶级立场上，企图横加罪名，惩处被告，阻止工运的发展。国际“巴黎局”与“巴黎支部联合会”的领导人以及积极分子们敢于揭露社会弊端，抨击法庭偏见，扞卫自身利益。托兰等人的发言受着蒲鲁东主义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论，被告们宣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基本原则，坚持革命立场，为法国工运史写下了勇敢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贵的一页。三次审讯是在法律框架下的社会矛盾的大爆发。
    四、巴黎公社时期的较量
    第三次审讯仍旧无法取缔国际的法国组织，我们因缺乏充分的档案材料而不甚了解它的内部活动，但它所发表关于法普战争的声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1870年7月19日，帝国向普鲁士王国宣战。早在7月12日， “巴黎支部联合会”已发表两项声明，公开反对战争威胁。《告德意志劳动者书》指出：“我们之间的战争将是骨肉相残，双方军队在莱茵河两岸作战只能导致专制主义的完全胜利。”“作为劳动者国际的成员，我们不承认国界的存在”，法德两国劳动群众的友谊牢不可破。《告各国劳动者书》指出：“作为人、公民与劳动者，我们对战争表示抗议。战争只能唤起野蛮的本能与民族的仇恨。战争是政府用来压制公众自由的一种手段。战争将毁灭我们平时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在这两项声明上签名的有阿弗利阿尔、卡梅利纳、朗热万、马龙、托兰等人，他们的反战立场得到不少工人的支持。7月22日，纳伊—絮—塞纳的80名工人发表声明，指出此次战争的非正义性，“为了人道、民主和法兰西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与坚决地赞同国际对于战争的抗议。”（19）
    国际法国组织的先进分子们曾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第二帝国的垮台与第三共和国的诞生。在1869年9月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法国代表团建议于次年9月第一个星期一（即9月5日）在巴黎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其根据为“一年之后，第二帝国将灭亡”。1870年9月4日巴黎发生革命，第二帝国崩溃，关在狱中的国际法国组织的领导者们不论判刑1年或两个月者皆获释，该组织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王朝战争变成了普鲁士王国“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与“工人协会联合会”在帝国垮台的次日共同发表声明，向德意志人民呼吁：“法兰西共和国请你们为正义而撤回军队，否则我们将战斗到底并使对方血流成河。我们向你们重复我们1793年对于反法联盟的口号：‘法国人民不与占领其领土的敌人议和’。退回莱茵河右岸吧！我们必须合作，共同建立欧洲联邦。”（20）在声明中签名者有贝勒、卡梅利纳、什马勒、龙格、佩拉雄、托兰、瓦扬等。同日，马赛的国际支部也发表内容相似的声明。上述行动表明国际的法国组织已经看清局势变化，改变了对于战争的态度，但是他们的不足之处也充分暴露出来。马克思指出，法国工人“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而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去为法国复兴和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当时在曼彻斯特的杜邦于10月17日曾劝告他的法国战友们：“我们的朋友中许多人不明白他们受到爱国主义的蒙蔽。”（21）必须看到，国际的法国组织所需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当时先后在法国流行的却是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1870年冬至1871年春，法国政局动荡复杂，对外战争与国内冲突互相交织。国际成员们在巴黎被围期间，因条件困难很少进行活动。由于思想水平所限，国际法国支部作为一个组织显然难于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3月18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