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荻生徂徕相比,白川氏的结论显然更重视历史遗留的层面,而少涉“文野”差别义愤或“国族”高下情绪。虽说徂徕的“夏商古道”见解不乏天才性,但“古学派”尔来强烈的佛老排斥意识,却为嗣后唯我独尊的“神道国学派”登场,扫清了思想障碍。这两个学派的所谓“默契”,还给“宣长学”的“飞跃性发展”创造了条件。(40)可在白川氏看来,昭和日本利用本居宣长的《直毘灵》思想所打造出来的“现人神”政治符号——天皇,事实上已给日本的思想世界带来了“停滞”。这从宣长的表述中已不难窥见,即“在我国皇室,有一个直承古代的神话世界,既然神秘,就应该神秘地肯定之好了。”这种不问来源的肯定方式,构成了自出机杼的“神道”观;而切断来源的“皇国神道”一经确立,自我尊大意识也就在所难免。惟此,白川氏才特别强调,平安时期和江户时期的天皇家并不存在什么“现人神”,天皇家所展现的原本应该是泛神论的多神教世界。而日本这种泛神论的多神教世界,事实上乃来源于远古的殷,并体现了殷商时代的东洋优秀特质。于是,把日本古来天皇制所具有的、以神社为圣域并认定山川森林各有神灵的极自然的情感视为不成熟之宗教,应该是有误的。事实上,正因为有泛神论的世界观,日本才顺利地接受了佛教和基督教;而并非“一神教”的传统,才构成了日本人的和平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至今仍对此有所保留的日本,在现代世界上已是硕果仅存而且弥足珍贵。它的象征应该是皇室,它显示了与其他文化间对话的不可或缺意义。 美国学者霍尔注意到,“从2世纪到5世纪,日本人民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与宗教信仰,和当时大陆上类似的各方面的做法截然不同,这是很明显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和时代早期人民的生活细节就很重要。在开初的几个世纪里,日本人民是在和中国联系很少的情况下,发展其政治体制及独特文化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尽管中国文化有强大的影响,大和国家制定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主要特点,相对说来,没有受影响。上层家族组织的氏的体制,尤其是以和事佬及祭司长统治上层家族集合体的大和王权的形式,直到现在还是日本政治的特点”。(41)实际上,展示了“独特文化”的日本特征固然呈显于2—5世纪,却并非形成于2—5世纪。这意味着,尽管白川氏的上述观点有许多不周延的地方,诸如对“现人神”在天智与昭和之间臧否不一式的矛盾表述,以及多神教与一神教在天皇体系中的内在龃龉等等,但殷与古代日本之间的无数相似问题,却决非无根之论。白川氏通过甲骨文与日本古典两相对照等多重证据法所展开的文化考古工作,为人们破解中日之间的千古疑团,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本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荻生徂徕还是白川静,也无论其阐释问题的出发点和动机如何,“殷商与日本”的问题,都无法不让人沉静下来并认真对待之。 大略言之,殷商时代已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农耕文明阶段。(42)这一点,从时人的多神宗教指向及其对“天神”、“地神”和“人神”之祭祀活动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有学者指出:殷人眼里天神(上帝)的主要功能,首先是主宰气象,其次是支配年成;所祭地神,也主要是能使农耕生产风调雨顺的土地神(社神)、山神和川神;而人神(祖神)崇拜的目的就更加直接,即祭祀这些远世先公高祖神所祈求的事项多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如“求禾于夔”、“求年于岳”、“求雨于上甲”等。(43)而随处可见的“日神”崇拜行为,亦显然是农耕文明使然。重要的是,殷商时代与日本的绳文时代末叶有过近四百年的叠合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为日本神话的创生提供了大量素材的所谓“神代期”。 日本崇尚多神教。据古典《延喜式》记载,日本曾有神社数约计2800个,神的数量亦多达3300余尊。根据白川静的统计,今日日本的神社数量竟达80000处之多!(44)然而,在众多神祇中,太阳神——“天照大神”却是日本人心目中的至高神。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神话中一个“感日而生”的故事,无疑已将大陆与日本连为一体。《八幡愚童训》之“大隈正八幡宫缘起”称:“震旦国邻大王(亦称“陈大王”——引者注)娘大比留女七岁时,有朝日之光射胸间,遂怀妊而生皇子。王臣以为怪,乃奉诸空船,浮向大海,拟以漂抵处为其所领。及船至日本镇西之大礒(亦作“大隅”——引者注)岸,太子遂号为八幡,大礒岸亦命为八幡崎。”众所周知,“震旦”又作真旦、真丹、振旦、振丹、旃丹、指难、脂难,是印度佛经对中国的古老称谓。真弓常忠认为,这是关于来自大海对岸之神的古老叙事。在大比留女母神的故事中,人们找到了大日孁贵即天照大神和“天孙降临”神话的原型;而“日神”原型的更为实际的神格获取背景,则是给日本带来“稻种”的“榖母”和“榖童”等事实。(45)有学者甚至认为,“神子”的降临,原本就与“榖童”的诞生不可拆分。(46)这种务实的解释,大概才反映了太阳神的部分功能。《尚书·尧典》谓:“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就是说,太阳神的工作,应该是稻作生活不可或缺的前提——历法的成立和使用。这表明,“羲和”原本并非“神”,后世对他的“神化”,当源自后人对原始部落“天官”功能的敬畏与崇拜。这种习惯在后来的中国文化中得到传承,诸如《周本纪》中的“后稷”转化为“榖神”、《诗经》中的“田畯”转化为“农神”、《左传》中掌木火金水土之“五正”,后来亦分别化为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等诸神。 然而,如果神话中的“大日孁贵”即“天照大神”的原初形态果然来自上述“震旦国”传说背后的稻作叙事,那就意味着,日本古代的所谓太阳崇拜习俗应来自大陆的农业民族。夏代的国王亦多以“日”命名,《尚书·汤誓》中百姓诅咒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表述方式,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而殷族也是大行太阳祭祀的东夷族属。(47)由于农业的生产和生活使上古的宗教祭祀活动无法脱离实际需要而独立运行,因此,亦如真弓常忠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文化传统,形成于弥生时代或更早的绳文时代的稻作生产与生活。以稻作为根本的传统文化之核心表征,便是‘新尝’仪礼。在新尝仪礼中,蕴含着日本全部道德的根源。无论是敬畏生命的祖先崇拜观念,还是后来由儒教德目所体现的各类道德,均发端于接受稻谷(生命之根)的新尝仪礼上,并以此为核,次第展开。由于这种国家的礼仪自古以来未尝发生过改变,因此,作为国民统合之象征的天皇,每年都必须在宫中举行‘新尝祭’礼仪。尤其在天皇即位之初,作为‘中心之中心’的‘大尝祭’,亦自然成为实现上述统合的头等大礼。”(48)白川静也强调,“《神代纪》系谱中所见之诸神,不外是拥有具体神格的山川神和农榖神”。重要的是,这些仪礼,特别是天皇行“大尝祭”时所不可或缺的“真床覆衾”,在白川氏看来,实根源于殷的宗教信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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