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粗略的叙述，足见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正是一部尊王贱霸的史书。在赖山阳的修史偶题十一首中，有云：“苦心描写成何事，一部东方相斫书。”（12）从《日本外史》的总体看，它是一部政治史，对于当时尊王倒幕的志士仁人来说，确是一本行动的教科书。《日本外史》从酝酿到写成的全过程，无不是“时势之变”的历史过程。赖山阳在这个历史环境下写出的《日本外史》，可以说是当时“时势之变”的产物。同时，赖山阳发挥了个人才气，写成如此生动活泼、现实性很强的著作，是他对现实的一种强烈感受。显而易见，若将《日本外史》视作应时势之变的杰作，也不会过份的吧！
    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是其毕生大著。原稿22卷，共13册。从原稿上能目睹山阳著书过程中的添削、增删实况。由于山阳在世时该书尚未出版，故原稿系为其门生关藤藤阴氏所持。后因为贺寿之祝，赠于备中笠冈町的旧家生长小十郎氏。1832年赖山阳死后，围绕着对他的评价问题，在他的门生中发生了山阳是愤慨家还是文人的争论。（13）正在门生间发生麻烦的时候，1844年（弘化元年），川越城主松平齐典出资刻版的《日本外史》出版。此后，1848年（嘉永元年），赖家制本的《日本外史》也在大坂河内屋出版。（14）故有川越版、河内版《日本外史》之称。自川越版出版以后，屡屡重印，仅明治元年到20年间，就重印过11次之多。在明治10年代，由当时屈指可数的汉学家重野安绎改写成《编年日本外史》出版。还有冠以启蒙、训蒙、点注、标记等名的日本外史版本，多有刊行。不难想见，《日本外史》可称是广传于海内，成为日本拥有最众多读者的书。
    名声显世：《日本外史》在日本的影响赖山阳撰《日本外史》历经25年的迈长岁月。我们可将该书成书前后分作三个阶段来简述它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
    早在《日本外史》成书以前，1808年（文化5年），当刚写就《略外史》的正文，为继续推敲起见，就不轻易示人，只是经书法家市河米菴的介绍，将草稿送儒学家大窪诗佛，以求纠正疵瑕。第二年，儒学家古贺溥卿闻及山阳精于日本制度史谱，欲观其著，于是山阳将外史稿送呈一份，祈盼乞正。1811年（文化8年）， 山阳到大坂，受儒学家篠崎小竹的敬服，欲借览外史，便亲手抄写一部赠之。另外，山阳还抄写了一部送备中的小野本太郎。
    因此，犹如母胎中婴儿的《日本外史》的名声，渐显于世，成为江户儒学家们的话题。当松崎慊堂、林大学头等名儒得知后，委托市川米菴寄送。1826年（文政9年），赖山阳会见白河藩主松平定信（白河乐翁）的京都留守居役不破右门时谈及外史，拟请乐翁高览。不破右门报告了在江户的同家臣田内主税。主税就直接写信给山阳，请謄写一部送之。第二年，松平定信托家臣上京之便，去山阳处阅看《日本外史》稿。赖山阳就已准备的一部抄本呈献。松平定信得到此书后，以自著的集古十种二函和白银20枚回赠，以作谢礼。松平精读后，在卷首题曰：“正理稳当，得其中道。”同时期，大盐平八郎也要求见其书，山阳也抄一部送及。平八郎赠佩刀一把致谢。泷泽马琴也不知从何处得到了该书的写本。1829年（文政12年），山阳应姬路藩之命，送呈该书，深得藩老河合寸翁的推尝。故山阳屡屡被邀在仁寿山坂讲学，并得厚遇。
    自此以后，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稿本传之甚广，即使在诸藩的学校里也成为爱读之书物，尽管当时尚未正式刊行。其正式出版是在山阳过世以后。武州川越城主松平齐典借览了山阳呈松平定信的《日本外史》稿，认为该书“叙事详而不繁、略而不疏，序事质雅健，议论实俊伟，世道之治乱降替，人心之邪正忠佞，于章章笔下，且文也易读，武人俗吏，甚至不识字者，也皆能辨其意义”。因此，于1844年（弘化元年）8月，命藩儒保罔灵南校订，由江户的书林泉屋印刻发行，即为川越版之始。
    《日本外史》正式出版以后，成为稀有的鼓舞忠孝节义之书，其感化所及，特别是激励青年弟子的尊皇攘夷思想，以致在明治维新之际奋起动作，确实作用不小。“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曾向有“明治汉文学的泰斗”之称的川田刚说：“贵君之师藤森天山、大桥纳庵等，能慷慨忠愤、殒命于国事，鼓舞海内之士气，当该言及山阳著外史之功。”伊藤博文也说过：“我长州藩立勤王之志，多在外史之功。”由此可见，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对当时日本社会变动过程中，在思想观念方面和实际行动方面所发生的影响之大。
    除此之外，《日本外史》对当时日本的文学艺术等方面影响也不小。如对诗文的影响，有“日本外史句”等的出现；戏剧方面，在明治初年有日本外史剧“牡丹平家谱”的时行，宣传忠孝观念；绘画方面，出版了“日本外史图绘”。（15）在史学方面，赖山阳在《日本外史》中所宣扬的“惩罪劝善”的封建儒教史观中萌发出若干史学新思想，对明治以来的近代文明史观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似可将山阳史学视作从封建儒教史学的衰落到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文明史学的产生，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