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不能忽略的，是赖山阳的治史风格。《日本外史》学太史公之史法，取欧阳修之文笔，成为半历史半文学的著述。文笔生动，富有印象化，如每当叙事总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起笔，给人以特别深刻和印象化。例如，叙德川氏时，先描述江户城景：“我尝游江户，观其城阙之壮，侯伯邸弟之夥。既而历东海，彷徨尾浓之间，北望信越诸山，绵亘重叠而来。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阔，与参远接，真天下之衢路。想见千军万马之驰骤，今之布邸弟者，其初皆决向背于此也。”（26）这段生动而印象的文字，确能使读者能由此产生既觉感奋又感悲泣之情绪。这较之当时同类历史著作来说，《日本外史》的可读性确实很强。因此，虽史实错误甚多，但文笔生动明快，这正以巧妙之文笔掩其史谬的不足，尽能收到吸引读者魅力之效。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外史》以及山阳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三。
    日本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外史》在德川时代的著作物中属于少有的好读物。它在历史的叙述方面，具有能使生命跃动之力，其文体虽被汉学者视为异端，但有抑扬变化的艺术味。如果过小地评价它的魅力，则作为史家的评价是不公正的。（27）与赖山阳同时代的大盐平八郎在《洗心洞劄记附录》中，有一段对赖山阳的评价：山阳擅长诗文，精通史事，为诗客文人所知。我为以前吏，参与讼狱，只讲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世人普遍认为，我是与山阳不相容的，可是我们为什么能来往不断、迎送不绝呢？我以为山阳的长处，不在于此学，而可取的是他的胆略见识。
    笔者以为，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尽管是以儒家名分论为其柱，宣扬劝善惩恶，未脱封建史学的窝臼。但是，他能顺应时势之变化，迎合时代的潮流，阐述尊皇贱霸，反对武家统治，以至在幕末及明治初期的倒幕维新中发挥了很大的政治教科书作用、鼓舞和激励了一代青年。这个历史功迹是不能否定的。再就治史的观点和态度言，他不主张逐字逐句、咬文嚼字的考订，力主叙史的现实性，历史的叙述要与现实联系；善于处理自己的见解与他人观点的关系，承袭他人成果或见解并不掠美文饰，坦然告明；在文字表达上能融和文史，展现环境，印象生动有趣。所有这些，虽不足以说明赖山阳史学及其著作《日本外史》的全部，但也可说明，我们对山阳史学及《日本外史》该给予公允的评价，而过于苛求、过分指责其史实谬误、继袭他人史论而予以贬低其史学地位，是不应该的。而赖山阳的叙史联系现实、文史结合的风格，就是对今天的治史者仍有借鉴和效法的价值。由鉴于此，如果说以《日本外史》为代表的山阳史学是日本近世史学史上史论的高峰，则是恰如其分的。
    域外汉籍的不朽之作：《日本外史》在中日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似同一块标石。它标明了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主要历史著作，都是用汉文写的，作史的体例、记事的方法、修史的精神，乃至修史的宗旨，也都是仿照中国的。当代中日文化关系史前辈学者梁容若先生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江户时代末期赖山阳作《日本外史》，记日本军伐的历史，文体模仿《史记》、《汉书》，雅驯诙奇，机趣横溢，在中国很快就有翻刻本。编《清史稿》艺文志的人，甚至误会它是华人的著作。”（29）清人裘玉谿先生为翻刻本作序说：该书“笔老气充，辞严议正，如读太史公史记，令人百读不厌，不朽之作也。观其外史详明，则国史之严密更可知矣”（30）。这些充分说明了《日本外史》在中日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
    《日本外史》于1844年（弘化元年）刊行的川越版、1848年（嘉永元年）出版河内版。时隔20来年后，《日本外史》即在中国翻刻出版。1875年（光绪元年），最早在广东；1879年（光绪5年）在上海出版了中国的翻刻本；1902年（光绪28年），出版了文贤阁的印本《日本外史》。（31）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1827年（文政10年）的赖家刻本。笔者现研读的中国翻刻本，是1889年（光绪15年）上海读书堂出版的《日本外史》，由清人钱怿（子琴）评注、裘玉谿作序（序和评注所注年份系光绪三、四年）。
    据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氏在“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力”一文中有关日本学者的著述在中国的翻刻传播所及，大体有三：第一，狄生徂徕的《论语徵》，由清人钱泳之翻刻，并添写“徂徕先生传”；第二，冈田新川的《郑注孝经》，由清人洪贺贤作补证；山井鼎的《尚书古文考》，由清人李调元的“亟海”所收；唐朝魏征的《群书治要》在中国已于宋初散佚，而清时从日本传来，由清人杨尚文收刊于《连移筠丛书》中，还有林述斋所辑《佚存从书》15种111卷，自光绪8年起在中国翻刻；第三，应该记的是山阳的《日本外史》在中国的翻刻。
    当然，以上所述并非点滴不漏。但是，我们从以上所列中可以看出：第一、第二的两种情况，中国所翻刻的日本书籍，或是日本人对中国学说的诠解，如徂徕的《论语徵》10卷，“其中旨好与宋儒牴牾”（33），显示日本人的学识；或者是中国本土已散佚的，经日本人所保存，再西传中国本土的，而由日本学者撰写，叙述日本历史的著作，则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是为屈指可数的了。它所发生的影响力，正如江户时代诗人梁川星岩在为“山阳外史赖子成肖像”题诗曰：“遗篇传异域，美誉满大东”（34），即可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