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史论的高峰：山阳史学的特点及其评价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假记叙日本武门兴亡之事实，寓王政复古之意，竭力鼓吹“大义名分”论和勤王论。大义名分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自儒学传入日本后，屡被日本儒学家们所吸收和宣染，成为日本学者的修史精神。这在日本近代以前的史著中是一以贯之的。
    1343年，北畠亲房撰《神皇正统记》，记叙从神代至当代的天皇事迹和历史的演变，强调天皇统治的绝对性。书成后，献呈于后村上天皇，供年少的天皇以资参考。《神皇正统记》根据大义名分论来说明皇室的正统地位是其首要任务，即力图说明南朝在南北朝斗争中的正统性。当时强调皇朝正统，用以集结武士势力，因与当时的武士思想不合而未能达到目的，但对近代以来的皇国史观却发生了重大影响。
    1644年起，由林罗山父子相继完成的《本朝通鉴》，叙述从神代到1611年的日本历史，以儒教的合理主义立场阐述幕府统治的合理性，成为德川幕府统治的理论基础。林罗山也成为近世儒教史学的创始者，在日本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由水户藩主德川光圀之命，从1657年开始编纂的《大日本史》（1906年完成），叙述从神武天皇到后小松天皇的日本历史。其中，削除神功皇后的皇位、把大友皇子列作弘文天皇皇位、强调南朝为正统，成为《大日本史》的三大特笔。以《大日本史》为代表的水户史学，“这是重名分胜于重事实的史学，是注重体裁的完整更甚于精细考证的史学”（16）。
    1712年，新井白石撰写的《读史余论》，叙述从摄关制的成立到丰秀吉统一天下的日本历史，其中以阐述“天下大势，九变而为武家时代，武家时代五变而至当代”。（17）而这个“当代”，就是新井白石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说，白石撰书是要说明这个“当代”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以及怎样产生的问题。显而易见，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读史余论》，“不是以众多的武士和一般平民为对象的讲义，而是统治者的学问。它通过历史事实向将军陈述一个统治者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和处世之道，因而叙述范围也只局限于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权授受的政治史”（18）。新井白石的基本思想是儒教的历史观，即认为时势的推移由天道定夺，天道左袒有德之人，因此从这种观点出发非难当政者的不德和奢侈。
    赖山阳的《日本外史》，虽同样以儒学思想为指导，强调大义名分，并且继承了新井白石《读史余论》的史论，但它与上述诸书有明显的不同：它不是为维护当时的现实统治，而是假批判过去的武家统治来遣责现实的统治者；它不是要让现实的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应具备的政治和处世之道，而是让武士、民众去认识幕府统治的罪恶。显然，在江户时代末期，从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之风兴盛时，赖山阳的《日本外史》能对武士、民众的奋起起到鼓舞作用，表明领会大义名分、适于实用，这是山阳史学与以往的儒学史观的著作及其作者所不同的重要特点之一。
    毫无疑问，赖山阳是继承了新井白石的史论。新井白石是在掌握了一个时代的动向和潮流的基础上，按政治变革来划分时代，提出了诸如“上古”、“中世”等概念。因此，人们对新井白石的《读史余论》给以很高的评价，如“就这部书所引用和参照的史料文献、古记录类来说，数量既多，也经过了书志学的考虑等优点。另外，这部书还能从浩瀚的文献和记录中突出史实，把握人物，用生动的叙述来构成历史，所有这些都是自由而富有独创性的表现”（20）。而赖山阳对时代的演进，以北条氏、武田氏、上杉氏、毛利氏为例，指出：“四氏所据孰非王土，则时势之变，递玉于此，非一日之故。”（21）历史的演进是有个发展过程，有它的规律性。这说明了赖山阳不仅继承了新井白石撰写历史的若干长处，而且在历史观上较新井白石还前进一步，阐发了“时势之变”的历史发展规律性。赖山阳认为，君臣秩序的名分，与君子有德无德、政治上有无实权没有关系，而是固定地、绝对化的；有关政治权力的演进，“制驶天下，莫善于形势”（22），强调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另外，在叙述的体例上，专列“论赞”，全书共有19处，阐发作者所发的议论，这较之新井白石以前的儒学家撰写的史书，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可谓山阳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二。
    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在日本学术界评价不高，其重要原因是其疏于考证、谬误颇多，以及史论承袭前人所述者不少。在对《日本外史》的批评者中，对该书所引用文献有259种之多持怀疑态度，认为《日本外史》的引用书目，是从塙保己一所写的书名中转摘的。早在1864年（文治元年），文献学家栗元信允撰《日本外史正误》4卷（明治17年出版），列有《日本外史》的280余项谬误。川田刚也撰《日本外史辨误》之作，虽因未完稿而亡，但在《史论》杂志上刊出过“自著外史辨误的话”一文。他们对《日本外史》中的谬误逐一予以纠正。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贬低《日本外史》的价值。其实，疏于考证史实是近世史学著作的通病。况且，赖山阳在他的卷头语里已作过诸多说明：如对史料考订，“左史于当代之事，不必提阙字阙画，盖史体为然，又临文不讳之意也，为之者，始于明清，虽臣子之礼，而近于繁缛佞謏，今不敢从”（23）；对抄摘别人文字，“凡叙事虽已入前人雅文者，其可变者变之，以成一家之言。然事词允当不可易言，不得不依归，非敢剿袭也”（24）；对论赞（评论）文字，“自叙编述之意，或取与叙事相发，不敢甚高论，而有与前人雷同者，亦存而置之，不必标新领异”（25）。从这些文字的表述，我们可以说赖山阳能够博取他人之长来充实自己，以至说明自己的观点也非个人之意，且在卷头语中坦然告白，确实该属赞赏，而不应对其遣责过多，苛刻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