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日本外史》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学者对它的反应，只要从裘玉谿、钱怿两人所撰的序言、评注即可见一斑。《日本外史》，“凡二十二卷，其中自平源专政，包举宇内，迨至陪臣，执国命而宰制寰瀛，后则英贤崛起，豪杰奋兴。割据分裂，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八、九百年事迹，包括无遗。五畿六道之风土人情，昭然若揭。至于文笔之工，离奇操纵，无不如意。叙事简赅，议论明通，褒贬微显，真良史之才，文章之矩矱也”（35）。因此，该书传入中国，倍受中国学者称赞。钱怿在对该书的总评、凡例中，列出数条予以评赞，如“作者线索在手，牟尼一串，读二十二卷如同一卷，颇似长山蛇阵，首尾相连”（36）；“是编为海外奇文，古今殷鉴。罗八九百年国政民风，合五畿七道、山川形势及兴废变迁，盈虚消长，使读者一开眼界，有以知其本末”；（37）“是编为人君读之，增其尊贤勤政，不安于暇逸文臣读之，尽忠积德，为子孙之贻。武将读之，平其残忍骄横，为不得其死之戒。掺觚家读之，则知经营组织。为有目共尝之文，则此文也。辅翼经史，有功名教，岂浅鲜哉。”（38）以上所引，自然可以看作评注者溢美之辞，但凭当时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的认识程度，还不可能去指出它诸多的史实错误。
    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所以能受中国学者赞尝，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他的文史造诣。日本自古以来，历以“左、国、史、汉”或“孟、庄、左、马”为汉文精华。赖山阳自幼即好读左传，藉以培养文史才能。他对左传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山阳先生书后并题跋》一书中的“书左氏叙战钞后”有云：“诸史审兵势，不若左氏之叙兵情，故诸史专写大将，左氏细写卒伍，或因时代异尔。余叙保历间，多学左氏意、应仁后用诸史体，赤视时代也。”（39）这说明了《日本外史》中叙足利氏应仁以后的史事，是仿史、汉、三国志的体裁；述保元永历间源平时代的史事，则多学左传笔意。赖山阳对左氏有倾倒之忱，对欧阳修笔法也极为推崇。他以欧阳修的文章为楷模，认为是“天地间的一种出色文字”。他在“书丰乐亭记后”曰：“欧公的丰乐亭记，典重庄雅之中带出踊跃震动之气。”中国第一个切切实实的日本研究者黄遵宪，在日本饱览德川时代的汉文，也高度评价了赖山阳，“徂徕而外有山阳，余子文章也擅场”（40），视山阳的文章有可以压倒他人的妙处。
    《日本外史》在中国有最早刻本的20年后，即1895年（明治28年），东京帝国大学设立史料编纂挂（后改名为史料编纂所），取消了撰写汉文编年史的原计划，而专致力于史料的编纂，自此日本史学开始摆脱中国史学的传统。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正是日本史学按中国史学传统编写、并在日本开始摆脱中国史学传统前夕的日本史著的一部代表作。同时，由于《日本外史》在中国的翻刻流传，对中国以后接受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文明史观等资产阶级新史学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因此，我们从这一视角说来，《日本外史》在中日史学交流史上是一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史书，它在中日史学交流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注释：
    ①笔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阅读了日本著名学者辻善之助（1877-1955）为1921年（大正10年）有朋堂书店出版的《汉文丛书·日本外史》所作的“日本外史题解”一文。本文中所引用的资料，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录自该文。
    ②郑家稼：《日本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4卷，第571页。
    ③（日）三省堂编修所：《简明人名辞典》（日本篇），三省堂1982年版，第1197页。
    ④⑤⑧（日）芳贺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柏书房1974年版，第43页。
    ⑥（日）琢本哲山编辑：《汉文丛书·日本外史》（非卖品），有朋堂书店1925（大正10）年版，上卷，第423-424页。
    ⑦郑学稼：《日本史》第4卷，第572页。
    ⑨⑩琢本哲山：《汉文丛书·日本外史》，上卷，第812-813页；第816页。
    （11）琢本哲山：《汉文丛书·日本外史》，下卷，第1046-1047页。
    （12）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