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看到的第三个层面，是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中突出血缘、地缘关系影响的村级 市场(注：参见赵晓力：《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与国家法》，《北大 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等不动产交易与 其他动产交易不同。动产交易倾向于“背离”原有的人际关系。费孝通先生曾说，他常 见街坊邻居买卖双方老远的走上十多里，在专门用于贸易活动的街集上相互交易，交换 清楚之后，再老远的背回来。他们何必到街集上去跑这一趟呢，在门前不是就可以交换 的么?这一趟的作用在于，大家在门前是亲邻，到了街集这种特定的地方，则把原来的 人际关系暂且撂开，以“无情”的“陌生人”身份当场交易、货款两清。这种交易避免 牵涉原有的人际关系，表现为“陌生人”之间的行为(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 7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土地等不动产交易则倾向于“带入”原有的人际关系。土 地买卖大多在村内或邻村中进行，交易中强调、并通过交易强化原有的血缘、地缘影响 下的人际关系。即便原本没有关系的买卖双方，也要通过与双方分别有关系的“中人” ，建立间接的血缘、地缘性的人际关系。这是由于乡土社会的循环式互惠，只能在牢固 的血缘、地缘性的人际关系中实现。而与市场上“无情分”的“陌生人”偶然发生的贸 易关系，无法建立绵远至世世代代的互惠链。
    人们看到的第四个层面，是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的社会经济整合功能。随着诸子平 分的分割继承和频繁的小额买卖，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占有呈现出细碎化、家庭经济呈 现出衰弱化的趋势。地块分割过小，不堪使用耕畜；家庭经济衰落，难于在生存竞争中 立足。土地买卖先尽亲房族人地邻的乡规、乡例，使本就相连的小块土地合成大块、重 新得以规模经营；使原属“分家”的土地“归户”、重新强化了整体上作为宗族的生存 竞争力。
    然而，这四个层面，至少前三个层面，是从土地买卖先尽亲房族人地邻的乡规、乡例 所能带来的利益出发考虑，特别是从给卖方带来的利益出发考虑。而事实上--前引乾 隆刑科题本的6个事例即可证实--不管有无为卖方带来利益，“土地买卖先尽亲房族 人地邻”成为不争的规则。与其说卖方出于情面、为了长远的互惠将所卖土地先尽亲房 族人地邻，不如说亲房族人地邻视土地的优先购买权为理所当然，在自认为未能实现的 情况下，甚至不惜舍命相争。这种状况毋宁说明，亲房族人地邻本就拥有对所交易土地 的部分权力。
    应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存在着多重属向。首先，在土地权属总的层面上 ，是国有与私有的对立统一。
    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的国有性质，可由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第一，人们手中的土地 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西周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注：《 诗·小雅·北山》。)，世卿世禄制与分封制、宗法制相结合。周天子将土地--采邑 与禄田，按等级封授给各级领主，禁止买卖，所谓“田里不鬻”(注：《礼记·王制》 。)。秦统一后，将六国诸侯及大小封君所占有的土地统统夺取过来，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了集中的土地国有制。秦汉帝国据此得以“计口授田”，即所谓“制土分民”，“赋 田受廪”，“计口而给其田宅”(注：《商君书·徕民篇》；《后汉书·光武帝十六年 纪》；《汉书·平帝纪》。)。汉以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唐，国家一方面通过 封赐，将土地分授给贵族、门阀、官僚，维系以大土地占有、庄园坞堡形式保留的领主 制残余，如汉赐董贤田二千余顷、唐赐裴寂田千顷，唐规定贵族官僚授田少者20顷，多 者100顷，均为永业等；一方面通过建立占田、均田、屯田等田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 ，造就与土地紧密结合、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所谓“国家佃农”。如唐规定农民丁男授田 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口分田死后交还，永业田终世不还等。唐 中叶以后乃至明清，国家直接封赐土地的现象逐渐减少，但每一王朝开国之初，国家均 实施招民垦荒、“准为世业”的政策，大批农民因之“插迁为业”，获得了土地；大批 地主因之“藉名招佃”，获得了土地。第二，国家原则上对于全部土地拥有支配权与处 置权。一方面国家有权封赐、圈拨、分配土地。前期毋论，后期如明朝，潞王庄田四万 顷、福王端王庄田二万顷、惠王桂王及遂平安德公主庄田动以万计、寿宁侯有赐田24处 3880余顷等，这些土地基本是皇帝封赐的，甚至有因土地不敷封赐，而令地方以向受封 者交纳地租的名义加征赋税(注：《明史》卷七七《食货志》；《明世宗实录》卷二一 一。)。再如清朝，满族入关前，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四月迁 都辽沈，六月即颁布“圈地与计丁授田”令，将辽东全部土地归后金国家所有，命“在 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在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同时以原辽 东地方“富人广占田土”“食用不完”；“贫穷之人无田无粮”往往“沦为乞丐”而将 土地重新分配，对原住汉民“计丁授田”，“平均分给每一男丁五日种粮之田，一日种 棉之田……凡乞丐和尚均授给田亩。三男丁耕种公田一日。二十男丁内一人当兵……一 人应役”(注：《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四；《满文老档·太祖》卷二七，乾隆四十三 年重抄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自郭成康、刘建新：《努尔哈赤“计丁授田”谕考实 》，《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入关后，清朝则以安 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差人两骑前后跑马占圈 ，“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归屯有”。直隶绝大部分土地及山东、河南、山西、苏北的 很多土地被圈，总数达16.6万余顷(一说达22万余顷)等。而每一王朝开国之始，大兵大 灾之后，人口大量逃徙死亡所余的抛荒之地，更理所当然地属于“国有”，由国家据之 以各种政策措施重新配置，达到人口与土地的结合相对生产和国家统治均衡合理的目的 。另一方面国家有权收回、剥夺、罚没田土或改做他用。前期王者辄收封授之地“更易 其主”；皇帝赐田可随时收回，称为“追赐”，罚没田土更是司空见惯。后期清朝对旗 地的换补、革退、没收、改作他用等可称典型。换补，包括将瘠薄旗地调换民间膏腴之 地；将已圈拨旗地调换其他土地；将此旗地调换彼旗地等。如顺治四年(1647)正月，因 “去年八旗圈地”“薄地甚多”，遂令于“近京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地土”中拨换(注 ：《清世祖实录》卷三。)。如康熙五年(1666)鳌拜矫旨命镶黄正白“两旗换地”，共 迁移壮丁6.8万余人；圈拨土地31.4万余垧，“京东各州县旗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 注：《清圣祖实录》卷十八、二十。)。第三，国家依据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 有权”，向占有和使用土地的国人征收赋役。与占田、均田、屯田等田制及招民垦荒、 变产更名、“准为世业”等政策捆绑在一起的，是口赋、田赋、租庸调、一条鞭、地丁 银等赋役制度。对于被授予土地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种“依附的、纳税的、服役所得的 土地占有制”(注：《列宁全集》13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对于国家 来说，如果没有“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无权且无从征收赋役。